酒会接近尾声时，杨简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邀请所有宾客来到庭院，那里摆放着一架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洛杉矶的光污染太严重，我们很少能看到真正的星空。”杨简说，“但今晚，我想请大家看看木星——此刻它正好在最佳观测位置。”
宾客们排队观看。透过望远镜，那颗巨大的气态行星清晰可见，周围环绕着四颗伽利略卫星，像一个微缩的太阳系。
“在宇宙尺度上，我们的所有竞争、焦虑、荣耀...都显得如此渺小。”杨简的声音在夜色中平静地响起，“但正是这种渺小，让我们的人类性更加珍贵。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用短短的生命，创造艺术、探索科学、建立联系...这是宇宙中已知的唯一。”
他停顿了一下：“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方式。它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深处的人性，更遥远的可能。所以，无论今晚我们来自哪个行业，谈论什么话题，最终我们都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我们相信故事的力量，相信想象的价值，相信人类创造美的能力。”
星空下，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城市的微弱喧嚣，和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
那一刻，没有好莱坞，没有华尔街，没有硅谷。只有一群被星光触动的人。
当最后一位宾客离开，马丁走到杨简身边，轻声说：“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是他们参加过最特别的酒会。你不仅展示了实力，还...提升了格局。”
“因为奥斯卡不只是公关游戏。”杨简望着夜空，“它是这个行业自我确认的仪式。我们需要让这个仪式保持尊严，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会失去尊严。”
“纽约的两场，我已经安排好了。”马丁说，“阵容不比洛杉矶差。另外...沃伦·巴菲特通过助手询问，能否在纽约单独与你共进晚餐。他说，‘只是想聊聊’。”
杨简笑了：“告诉对方，我很荣幸。时间地点由那边定。”
“好。”
星空璀璨。
明天，他将飞往纽约，在另一个名利场的中心，继续这场奥斯卡季的社交风暴。
但此刻，他只想静静地看着星星。
就像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孩子时，在华夏西南的夜空下，想象着那些星光背后的故事。
现在，他成了讲故事的人，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而故事，还在继续。
酒会结束的次日，杨简的湾流G550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
东海岸的冬天与加州截然不同。空气冷冽而潮湿，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会洒下雪花。曼哈顿的天际线在阴霾中若隐若现，那些玻璃与钢铁的巨塔像是从冰海中崛起的现代城堡。
车队驶出机场，穿过皇后区，进入中城隧道。当黑暗的隧道尽头出现曼哈顿的灯火时，杨简想起了第一次来纽约的情景——那时他和柳亦妃在美国到处飞，宣传专辑。
现在想想，为了从美利坚人民兜里掏出点钱来，可真不容易。
车队直接来到中央公园旁边的联排别墅。
这边都是阿尔文在帮着打理，所以随到随住。
落地窗外是整个中央公园的冬日景致——枯枝、冰湖、蜿蜒的小径，以及远处第五大道的璀璨灯火。
“纽约的第一场安排在明晚，翠贝卡区的私人会所。”马丁在套房的客厅里汇报，“场地已经布置好了，邀请名单比洛杉矶更...多元化。斯派克·李、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他是纽约人，正好昨天就已经回纽约了，我们也给他发了邀请，他答应了会出席。还有泰勒·斯威夫特，她特意从加拿大赶回来参加的这次酒会。”
大苹果城是美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但也正因为如此，徒弟都是寸土寸金。这处联排别墅到底还是小了点，不适合举办酒会。
杨简点头：“其他呢？”
“艺术圈的人多一些，毕竟纽约是当代艺术中心。杰夫·昆斯、村上隆都会来。还有几位百老汇的制作人和剧作家。”
“第二场呢？”
“后天晚上，华尔街俱乐部。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黑石、桥水...几乎所有顶级机构的合伙人或董事总经理都会出席。巴菲特先生那边确认了，大后天晚上七点，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餐馆——他指定的地方。”
杨简挑眉：“小餐馆？”
“彼得·卢格牛排馆，1887年开业，是巴菲特的挚爱。他说‘要聊真正的天，就得在真正的地方’。”马丁笑道，“对方已经包场了，安保会提前检查。”
“有意思。”杨简走到窗前。中央公园的溜冰场上，小小的人影在冰面滑行，像移动的斑点。“纽约和洛杉矶，就像世界的左右脑。一个理性、冷峻、计算；一个感性、热烈、创造。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不正是你一直做的吗？”马丁由衷地说。
翠贝卡区，一栋经过改造的19世纪铸铁建筑内。
与比佛利山的庄园不同，这里的空间更加工业风——裸露的砖墙、黑色钢梁、混凝土地面，但通过巧妙的光影设计和艺术陈设，营造出一种粗粝而精致的氛围。墙上挂着杰夫·昆斯的《气球狗》系列版画，角落里甚至摆放着一件安尼施·卡普尔的镜面雕塑，反射着扭曲的人影和灯光。
宾客们陆续抵达。纽约的社交圈与洛杉矶风格迥异——更少的华丽礼服，更多的黑色系服装；更少的夸张寒暄，更多的点头致意和眼神交流。这里的人似乎天生带着一种都市人的疏离与审视。
斯派克·李是第一批到的。这位以《为所应为》、《马尔科姆·x》等片闻名的导演，穿着印有“black Lives matter”的帽衫和纽约尼克队的夹克，在一众西装中格外醒目。
“杨导。”他用这个华夏式的称呼，握手有力，“你的《入殓师》、《聚焦》和《曼切斯特》等电影我看了不下三遍。听说你的新电影已经拍摄完成了？我非常期待。”
“到时候还需要伙计们多多支持。”杨简回应，“或许，《寄生虫》能给大家带来那么一点点思考。”
“听杨你这么说，我就更期待了。”斯派克·李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杨，你对纽约电影怎么看？”
杨简知道他想问什么。
斯派克·李始终坚持在纽约拍摄电影，而非前往洛杉矶好莱坞，其核心原因根植于?身份认同、创作自主权与对体制的批判?三重维度。
这位老黑?虽生于亚特兰大，但自幼在布鲁克林长大，他的电影语言直接源于纽约非裔社区的日常经验、街头语言与社会张力。《为所应为》《丛林热》《悬疑犯》《誓血五人组》等代表作，无一不是以纽约为“角色”展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他曾明确表示：“?我从未想过离开纽约?。”
布鲁克林塑造了斯派克·李的视角，也赋予他讲述黑人真实生存状态的合法性与紧迫感。纽约的混乱、密度与多元，是他电影中“真实感”的重要来源。?
李长期公开抨击好莱坞体系对黑人叙事的系统性扭曲：从刻板印象的泛滥，到奖项机制的“oscarsSowhite”（奥斯卡太白了）式排斥，他视主流制片厂为文化殖民工具。最近，他因奥斯卡提名名单无黑人而表示拒绝出席，直言：“?问题不在奥斯卡，而在制片厂的招聘委员会。?”他拒绝为获得投资而妥协题材，拒绝让黑人角色沦为“励志符号”或“暴力配角”。在《黑色党徒》中，他甚至用《乱世佳人》开场，直接解构好莱坞对黑奴历史的粉饰。
作为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斯派克·李深度嵌入纽约的独立电影网络：低成本制作资源、本地发行渠道、大学支持系统、非主流观众社群，使他能绕开制片厂审查，保持绝对创作主权。他与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导演共同构成“纽约电影圈”的精神共同体——他们不靠大片预算，而靠?作者性、政治锋芒与城市记忆?立足。纽约不仅是他们的拍摄地，更是?创作自由的物理与精神基础设施?。
斯派克·李的作品中，纽约不是取景地，而是?叙事主体?。他拍摄的不是“发生在纽约的故事”，而是“纽约本身的故事”。这种对城市“灵魂”的执着，使他无法接受好莱坞对空间的标准化、去地域化处理。
在大多数纽约人看来，尤其是黑人群体，斯派克·李不是“选择”纽约，而是?纽约选择了他?——作为其文化记忆的守护者、种族叙事的抵抗者、独立电影的活体纪念碑。
“纽约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本质区别，体现在?创作哲学、产业结构、美学语言与文化使命?四大维度，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文明。?纽约电影?以?作者性?为核心，导演是作品的绝对灵魂。以斯派克、老马丁和伍迪·艾伦三位导演的个人风格即影片的基因，你们的作品题材大多源于真实社区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
顿了顿，杨简继续说，“纽约电影是‘我看见的世界’，好莱坞电影是‘观众想看的世界’。”他用斯派克·李的电影举例，“你的《为所应为》直击种族暴力，《午夜巴黎》讽刺文化怀旧症。它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问题，是城市记忆的档案馆。“
杨简话锋一转，“不管是纽约，还是好莱坞，其实是少了那种阶级解剖十分锋利的作品...”
“是啊，纽约和好莱坞好都没人敢这么拍。”斯派克·李表情凝重地回了一句。
“因为好莱坞本身就是阶级系统的一部分。”杨简意有所指地继续说道，“而纽约，尽管看似游离于好莱坞之外，但又怎么能真正的和好莱坞斩断联系呢？因为你们都在这个系统内。要解剖阶级，得先有勇气解剖自己所在的系统。当然，纽约可能会更好一些。”
斯派克·李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得没错！所以我在纽约拍电影，不在好莱坞。这里至少...更真实一点。肮脏、混乱，但是真实。””
说得好！所以我在纽约拍电影，不在好莱坞。这里至少...更真实一点。肮脏、混乱，但是真实。”
接着是伍迪·艾伦。这位年过八十的导演穿着粗花呢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看起来更像大学的哲学教授而非电影导演。他与杨简的对话出人意料地简短。
“我看过你许多电影。”伍迪的声音轻而快，“特别是《婚姻故事》。你懂女人，这很难得。大多数男导演要么把女人当女神，要么当怪物。你把她们当...人。”
“因为她们就是人。”杨简说。
伍迪点点头，啜了一口手中的白葡萄酒，然后喃喃道：“是啊，人。最复杂又最简单的主题。我投了你夫人一票。”便转身去看墙上的艺术品了。
马丁·斯科塞斯再次出现，他带来了大卫·o·拉塞尔——两位纽约电影的代表人物。这位要比老马丁年轻许多，但也年近60，,精神头依然很好，眼睛在人群中扫视，像是在寻找下一个角色。
“纽约这边的许多伙计都看了《荒野猎人》，”斯科塞斯说，“他们都说莱奥终于‘成了’。”
大卫与杨简握手，声音低沉：“就好像罗伯特，当年他为了演《愤怒的公牛》增重60磅。但那更多是生理上的折磨。莱奥在《荒野猎人》里...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毁。他把自己打碎，然后重建。这是演员的涅盘。”
杨简知道他们说的人是谁，他笑了笑说道：“时代不一样。在那个时候...方法派刚兴起，那代演员以为痛苦就是真实。但现在看来，痛苦只是过程，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理解。而莱奥理解了那个角色，那个在荒野中失去一切、只剩下生存本能的人。这其实比单纯的增重更难。”
杨简不怕得罪人，以他在电影行业的成就，点评谁都有资格，即便对方是前辈。而且他说的没错，小李子在《荒野猎人》里的表现，的确比单纯的增重要困难，因为增重只需要根据营养专家的建议做就行，时间足够的话，别说60磅，就是100磅都很容易。
如果是拿马修·麦康纳为《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减重来比，那又是马修更狠一些。
不过，要是拿小李子拍摄《荒野猎人》的难度比起来，杨简觉得小李子胜出。
杨简的演技毋容置疑，何况他还是公认的电影大师、活着的传奇。他这番评价，如果传到外界，将会是对小李子演技的最高认可。
酒会进行到一半时，泰勒·斯威夫特到了。
这位26岁的流行乐坛天后穿着酒红色天鹅绒长裙，金色卷发披肩，一出现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但她没有停留拍照，而是径直走向杨简。
“杨，又见面了。”她的笑容明亮，但眼神中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锐利，“crystal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是已经显怀了吗？”
“是的，这些琐事她就没必要跟着一起了。”杨简笑了笑，“而且，我们华夏快要过春节了，我忙完这阵也要回去。”
“华夏新年？”霉霉惊喜道，“我有许多粉丝在我的社交账号上给我介绍过，那真的很酷，她们送了我一些字，说是要倒起来贴在门上或者墙上，意思是‘好运到了’。”
“没错，贴倒福是华夏春节时一个传统的文化习俗，象征着衣丰食足，美好欢乐，和睦团圆。”
“哇喔，真实美好的寓意。”
“我听说了你在准备电影项目。”杨简与她碰杯，“从音乐到电影，是很大的跨越。”
严格意义上讲，霉霉的电影应该算是音乐电影，也可以算做纪录片一类的。
“但讲故事的本质是一样的。”泰勒说，“我在歌词里讲故事，在mV里用画面辅助故事。现在我想用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方式来讲故事。就像您做的那样——创造一个世界，让人沉浸其中。”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而且...我想讲女性的故事。不是被男性凝视的女性，不是爱情故事里的配角，而是复杂的、矛盾的、真实的女人。就像《婚姻故事》里的林语。”
杨简认真地看着她：“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你得做好准备，电影工业比音乐工业更保守、更男性主导。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女人不该这样’、‘观众不想看这个’。”
“就像他们曾经告诉我‘乡村音乐女孩不该转型流行’一样。”泰勒笑了，带着一丝叛逆，“我做到了。所以这次，我也会做到。”
“需要帮助的话，随时找我。”杨简不是随便一说，他知道霉霉的号召力，前世她就看过相关新闻，她那部《泰勒·斯威夫特:时代之旅》在2023年首映周末，这部音乐会电影就以9280万美元的北美总票房夺得冠军。
《泰勒·斯威夫特:时代之旅》的票房在上映的第二个周末，它的北美总票房增加了3240万美元，使其累计总票房达到1.311亿美元，成为第一部在美国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音乐会电影。
这比许多商业电影都要卖座，可见人家的人气之高。
当然了，要是杨简拍一部这样的纪录片形式的音乐会电影，那绝对比霉霉还要卖座，甚至会超过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就是这样》，成为有史以来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电影，票房为2.61亿美元。
但杨简不屑于这样去做，他那身家，这钱没必要赚。
酒会的高潮发生在杰夫·昆斯和小日子村上隆的对话中。这两位当代艺术市场的宠儿，意外地就“艺术与商业”的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就在杨简面前。
“艺术必须抵抗商业，否则就会失去批判性。”昆斯说，尽管他自己的作品拍出过天价。
村上隆摇头，他的英语带着日语口音：“但当代艺术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一部分。我的‘超扁平’理论就是在探讨这一点——高雅与低俗、艺术与商业的边界已经溶解了。假装它们还存在，是虚伪。”
昆斯指着墙上的太阳花：“所以你大量生产版画，和奢侈品品牌合作，把艺术变成商品？”
“而你把日常物品放大，镀上不锈钢，然后卖几千万美元——这不是另一种商品化吗？”村上隆反问。
两人看向杨简，似乎在等待仲裁。
杨简其实对艺术品没什么研究，尤其是现代艺术，他就更没什么关注了。
不过他当然不会在这种场合置之不理，于是他装作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在华夏认识一位书法家，他的一幅字能卖到百万。但每年春节，他都会在街头免费为路人写春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卖给收藏家的是商品，送给路人的是艺术。’”
他顿了顿：“也许关键不在于艺术是否与商业发生关系，而在于艺术家是否记得自己为什么开始创作。如果是为了表达、为了探索、为了连接，那么商业只是工具。如果是为了卖钱、为了名声、为了社交资本，那么艺术就变成了工具。”
昆斯和村上隆都沉默了。周围旁听的艺术圈人士也陷入思考。
“说得太好了。”一个声音从人群中传来。是安娜·温图尔，《Vogue》主编，时尚界的女皇。她标志性的波波头和墨镜，即使在室内也不摘下。“时尚界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是引领潮流，还是迎合市场？杨先生，您投资了那么多科技公司，您认为技术会改变艺术和时尚吗？”
“技术已经在改变了。”杨简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面料、3d打印...工具在变，但核心不变：人类对美、对表达、对身份的永恒追求。技术只是给了我们新的画笔和画布。”
这场酒会持续到深夜。杨简与百老汇制作人聊音乐剧的电影改编，与《纽约客》主编讨论长报道与电影叙事的共通性，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学者探讨跨国合拍的理论框架。
当最后一批宾客离开时，斯派克·李过来找到杨简：“你知道吗？纽约人很难讨好。我们见过太多人来来去去，带着钱、野心、然后离开。但你不一样——你带来了想法，而且你愿意倾听。”
“因为纽约值得倾听。”杨简说，“这里的声音太丰富了，如果只听一种，就太可惜了。”
但杨简知道，他能耐心倾听，那只是一种教养的体现。
斯派克·李笑了：“下次来，我带你去哈莱姆区的爵士酒吧。那里的声音，好莱坞永远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