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晨，王景轩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位上多了一摞新书。
他弯腰翻了翻，是几本关于国际金融监管的专着，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其中一本的扉页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参考用。章经年。”
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是练过硬笔书法的人写的。
王景轩拿起那张便签看了看，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把便签夹进笔记本里，翻开最上面那本英文专着，开始寻找与GAtS金融服务附录相关的章节。
中午吃饭的时候，方兴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看了一眼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忍不住问了一句：“王处长，你这金融服务附录，写得怎么样了？”
王景轩夹了一口米饭，嚼了咽下去，说：“刚写到市场准入。”
方兴“哦”了一声，表情有些复杂。
他是燕城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在世贸处负责外文资料的翻译和整理，偶尔也参与一些相对简单的分析报告写作。
但金融服务这一块，他从来不敢碰，太专业了，那些银行、保险、证券的术语，他连中文都搞不太明白，更别说英文了。
他看着王景轩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佩服。
下午，王景轩继续写国民待遇条款的分析。
这一节比市场准入更难写，因为国民待遇在金融服务领域的适用存在大量例外和变通。
周三，他开始写新金融服务规则的分析。
他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条款上的立场差异，发达国家希望扩大新金融服务的范围、简化“考虑允许”的程序，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缩小定义范围、为国内监管机构保留更大的裁量权。
写完这一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手指因为长时间打字而有些僵硬，手腕也有些酸，但思路还在继续往外涌，像开了闸的水，关都关不住。
他没有休息，直接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开始写第七到第九条款的分析。
办公室里的人陆续走了。
方兴走的时候在他桌上放了一个橘子，林雅走的时候帮他倒了一杯水。
王景轩一一应了，目光却没有离开过电脑屏幕。
周四，他把剩下的条款全部写完。
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GAtS允许成员在承诺生效三年后修改或撤销其具体承诺，但必须进行补偿性调整，即对受影响的贸易伙伴提供等值的替代性承诺。
这个机制在货物贸易领域是不存在的，因为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一旦承诺就难以撤回。
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涉及大量的国内规制主权，GAtS的起草者特意设计了这一灵活性条款。
他在这一节的末尾写道：修改承诺的补偿机制是华国在金融服务谈判中需要高度重视的政策工具。在开放初期，我们可以采取相对谨慎的承诺策略，为国内金融机构留出缓冲空间；随着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和竞争力的提升，我们可以利用承诺修改机制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同时通过补偿性调整优化承诺结构。这是一个动态的、可逆的开放路径，与华国“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战略高度契合。
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四十。
他把全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改了改几个措辞，补了两组数据，然后保存文档，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周五早晨，王景轩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章经年已经坐在工位上了。
这不太寻常。
章经年平时九点才到，八点五十到已经算早的，今天八点刚过就坐在那里了，面前摊着那摞王景轩整理过的文件，正在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看得非常仔细，每一页都要停留好一会儿，偶尔还拿起笔在空白处写几个字。
王景轩走过去，在工位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桌角。
章经年听见动静，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又低下头继续看。
王景轩打开电脑，调出那个写了三天的文档，开始写全文总结部分。
不知过了多久，他写了将近三万字才写完。
章经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看完了那摞文件，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对着电脑敲键盘。
他的表情还是那样平静，但王景轩注意到，他敲键盘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王景轩到办公室的时候，周永年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了。
他摘下老花镜，接过报告，没有翻开，只是放在桌上，看着王景轩。
“写完了？”
“写完了。”
周永年点了点头，戴上老花镜，翻开第一页，开始看。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周永年看得很慢，每一页都要停留好一会儿。
看到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那几节的时候，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翻到下一页的时候又慢慢舒展开。
看到新金融服务规则那一段，他的目光在纸面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放下，继续往下看。
看完全文之后，他没有立刻说话。
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着王景轩，开口了。
“写得好。”
就这三个字，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但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听得出这三个字的分量。
周永年在外经贸部干了快三十年，经手过的报告不计其数，他从来不会轻易用“好”这个字来评价一份下属写的材料。
能用“还不错”“可以”“能用”这几个词，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写得好”这三个字，王景轩是头一个从他嘴里听到的。
周永年把报告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看着王景轩，目光里全是欣赏。
“你用了多久写完的？”
“四天。”王景轩说，“上周二开始写的，周五写完初稿，周末修改了两遍。”
周永年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他拿起报告，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说：“这一段，关于新金融服务规则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分析，写得很有深度。我以前看过的几份材料，只是简单罗列了各方的立场分歧，没有分析分歧的根源。你把它归结为创新能力差距和监管能力不足，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他又翻到另一页。
“还有这一段，关于承诺修改机制的补偿性调整策略，写得很有新意。以前没人从这个角度想过。大家都觉得承诺一旦做出就不能动，你提出这个机制正好利用了GAtS的灵活性，为华国争取了政策空间。”
章经年坐在旁边，手指一直停在键盘上没有动。
午饭后，王景轩去茶水间接水，章经年也端着杯子进来了。
两个人站在饮水机旁边，一个接热水，一个接凉水，谁也没有先开口。
饮水机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水蒸气从出水口升起来，模糊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气。
章经年先开口了。
“你那篇报告，我看了。”
王景轩看着他。
“市场准入那一节，你把六种限制措施的类型和适用条件梳理得很清楚。”
章经年的声音不大，语气还是那样平淡，但王景轩注意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用“写得不错”或者“写得还行”这种保留性的评价，而是直接用“梳理得很清楚”这个肯定性的表述。
王景轩端着水杯，没有接话。
章经年沉默了片刻，又说了一句：“新金融服务规则那一段，我以前也写过类似的分析，但没你写得透。”
他说完，端着水杯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