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一月中旬的斯坦福，加州的阳光依然明媚。
王景轩每天的生活轨迹简单而固定，早上七点起床，在公寓楼下的食堂吃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步行去兰德大楼。
霍夫曼教授给他安排了一张靠窗的办公桌，旁边是一台连接着校园网络的台式电脑，窗外能看见主方庭的红瓦屋顶和胡佛塔的尖顶。
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每天的科研任务排得很满。
霍夫曼是个严格的导师。
他从来不给直接的答案，只给问题。
有时候是顺着王景轩的思路往下挖，把那些王景轩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逻辑漏洞挖出来；有时候是忽然把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文献串在一起，让他回去自己想它们之间的联系。
每次个别指导结束，王景轩都带着一堆新问题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书桌前继续啃。
除了理论和文献的积累，霍夫曼还要求他掌握几种研究方法，定量分析需要懂得如何设计指标体系、如何从原始统计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如何用统计软件做基础的回归分析；定性分析则侧重于制度变迁过程的案例研究，如何从大量政策文件和访谈资料中提炼关键变量，如何构建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
霍夫曼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统计学方向的博士后做定量方法的指导老师，每周二下午有一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
王景轩对这种高强度的学术训练没有半点不适应。
一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王景轩正在图书馆里啃那本《制度经济学》，对面忽然有人用中文问了一句：“同学，你这本看完了能借我翻翻吗？”
他抬起头，一个戴黑框眼镜、穿着斯坦福连帽卫衣的年轻人站在对面，手里抱着几本刚从书架上抽出来的经济学教材。
两个人聊了几句，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陈远涛，国内过来的公费生，在工程学院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刚来半年。
陈远涛听说王景轩也是刚从国内过来的，眼睛一亮，说周六晚上华人学生会在学生活动中心有个聚会，问他去不去。
王景轩想了想，点了头。
周六傍晚，王景轩按照陈远涛给的地址找到了学生活动中心。
那是一栋两层高的现代建筑，外墙贴着红砖色的瓷砖，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用毛笔字写着“斯坦福华人学生会春节联谊会”。
推门进去，里面已经聚了四五十个人，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面孔，有的端着饮料三五成群地聊天，有的围在一张乒乓球台旁边看热闹，还有几个女生在角落里包饺子，面粉撒了一桌。
陈远涛远远看见他，快步迎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拉着他在人群里转了一圈，挨个介绍。
王景轩很快就认识了几个新面孔，一个叫林晓峰的瘦高个，在国内读的本科，自费来斯坦福读电子工程博士，已经来了三年多；一个叫赵雪梅的短发女生，在商学院读mbA，也是自费，来了一年半；还有一个叫许正阳的圆脸男生，在理学院读物理学博士，是国家公派的，刚来不到半年。
几个人围着一张高脚圆桌坐下来，话题很快从学业聊到了各自的去向。
林晓峰说他博士论文已经做了一半，毕业后打算先在硅谷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攒几年经验再说。
赵雪梅说她mbA毕业以后想进华尔街或者硅谷的投资银行，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留在米国。
许正阳则有些犹豫，说他是公派的，按协议毕业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但他导师建议他继续做博士后，如果不回去的话需要交一笔违约金。
“我们系去年有一个师兄，也是公派的，毕业后没回去，直接进了硅谷一家半导体公司。违约金？人家公司帮他交了。”
林晓峰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倾向，“说实话，在这边干一年挣的钱，比在国内干十年都多。而且这边的科研条件、实验设备、数据库，跟国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不是我瞧不起国内，是真没法比。”
赵雪梅在旁边点了点头。“我在商学院做案例分析，研究过国内几个所谓的龙头企业。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那些公司在管理上差得太远了。供应链、财务制度、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没有一样能跟跨国公司比。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回国以后能用到多少？大概率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许正阳推了推眼镜，脸颊微微泛红。
“可是国家花钱送我们出来，不就是希望我们学成以后回去建设吗？我也知道回去以后条件肯定不如这边，但如果人人都留在外面，那国内什么时候才能追上来？”
林晓峰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一丝不以为然。
“正阳，我三年前也跟你一样想的。但你在这里待久了就会明白，有些差距不是靠几个留学生回国就能弥补的。就拿我们这个领域来说，国内连一台像样的实验设备都买不到，光刻机、示波器、EdA软件全是进口的，一台就要几十上百万美金。就算我回去了，没有设备，我能做什么？在实验室里干瞪眼？”
赵雪梅也跟着补充了几句。“还有环境问题。我前年回国探亲，在燕城待了三天，嗓子疼了一星期。空气里全是煤烟味，街道上的汽车尾气熏得人睁不开眼。我不是不想回去，是真的受不了那个环境。”
王景轩端着杯子安静地听着，一直没有插话。直到许正阳转过头问他：“景轩，你也是公派来的吧？看你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应该是公费读硕士的吧？”
王景轩放下杯子，摇了摇头。
“我是来这边做访问学者的，国内单位保留编制，访学期满就回去。不是硕士，是博士。”
圆桌周围安静了一瞬。几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他脸上，带着意外和重新审视的意味。
王景轩看起来太年轻了，顶多二十出头的样子，怎么也跟“博士”“访问学者”这些字眼联系不到一起。
“访问学者？博士？”林晓峰第一个反应过来，上下打量着他，“你多大了？”
“二十三。”
林晓峰倒吸一口凉气。赵雪梅端杯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许正阳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形，过了好几秒才合上。
“二十三岁的博士，还是访问学者，你是少年班的？”林晓峰追问。
“不是少年班，就是上学早了点。十四岁上大学，十八岁硕士毕业，在基层干了几年，后来调回学校读博。”
“那你厉害。”林晓峰靠回椅背上，目光里的不以为然被一种复杂的表情取代了。
陈远涛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忽然问了一句：“景轩，你刚才说你要回去。你是公派的，有协议要求必须回去，还是你自己想回去？”
“我是公派的，有协议。但就算没有协议，我也会回去。”
王景轩的声音不大，但很平稳，“我的家人都在国内，我爱的人也在国内。”
他顿了顿，看着林晓峰。
“你们说的那些差距，我都知道。科研条件、实验设备、生活环境、发展机会，每一项国内都差得远。但正因为有差距，才需要人回去。我回去以后做的事，跟你们留在米国做的事，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只不过赛道不同。”
桌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林晓峰低头看着自己杯子里剩下的半杯饮料，没有说话。
赵雪梅用吸管轻轻搅着杯中的冰块，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许正阳看着王景轩，目光里有敬佩，也有一丝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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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聚会在晚上九点多散了。
王景轩走出学生活动中心的时候，加州的夜风吹过来，带着棕榈树和草坪的气息。
他沿着棕榈大道慢慢往回走，路灯把棕榈树的影子投在石板路上，斑驳陆离。
陈远涛从后面追上来，走在他旁边。两个人沉默地走了一段，陈远涛忽然开口了。
“王景轩，你刚才说那些话，是真心的吗？”
“哪句？”
“就算没有协议，你也会回去。”
王景轩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路灯的光落在陈远涛脸上，那张年轻的脸上带着一种王景轩很熟悉的表情，在金岛的时候，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来开发区报到时，脸上也是这种表情。
有理想，有冲劲，但也有一丝不确定。
“是真心的。”王景轩说。
陈远涛沉默了片刻，然后笑了。
“你知道吗，刚才林晓峰跟我说，你这种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傻子。”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不是。”陈远涛推了推眼镜，“我觉得你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这种人在哪里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