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帕洛阿尔托的街道上又开了十来分钟，终于拐进了一条两旁种满棕榈树的宽阔大道。
王景轩透过车窗看见路边的指示牌，上面写着“Stanford University“几个字，箭头指向正前方。
斯坦福的校园没有围墙。
没有他在国内见过的那种高大校门、门卫岗亭和铁栅栏，只有一条笔直的棕榈大道向里延伸，两旁的棕榈树高耸入云，树冠在头顶搭成一道绿色的拱廊。
大道尽头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后面是米黄色的石砌建筑，红瓦屋顶在加州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
那是斯坦福的标志性建筑，主方庭。
出租车在主方庭附近停下来。王景轩付了车费，拎着行李箱下了车。
他站在这座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校园里，花了十几分钟才找到国际交流处所在的办公楼。
那是一栋罗马式风格的建筑，拱形窗户、红瓦屋顶、米黄色砂岩外墙，门廊上方刻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字样。
办理入住的流程比他在国内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繁琐。
前台的接待员是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女人，她用一种温和而严谨的语气逐一核对着他的材料。
每核对完一项就在电脑上敲几下键盘，打印机吐出一张又一张表格让王景轩签字。
最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宿舍钥匙、校园地图、一张Id卡和一本访学手册。
她双手把信封递给王景轩，笑着说了一句“wele to Stanford， dr. wang“，这是王景轩落地美国以后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博士“。
宿舍在国际学生公寓区，是一栋三层的小楼。
王景轩的房间在二层走廊尽头，十来平米，比双旦小区那套三居室的主卧还小一些，但收拾得干净利落，窗户正对着楼后的一片草坪，能看见远处胡佛塔的尖顶。
他把行李箱放在墙角，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加州一月的阳光从窗户倾泻进来，落在书桌上。
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是胡佛塔上的钟琴正在演奏一首圣歌。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王景轩换上那件来时穿的深蓝色西装，按照手册上的地图找到了经济学系所在的兰德大楼。
理查德·霍夫曼教授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王景轩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e in.“
他推门进去。
办公室比他想象的要乱得多，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架，塞满了书、期刊、打印论文和文件夹，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通往靠窗的办公桌。
桌上堆着几摞半人高的资料，两台大屁股台式电脑的屏幕亮着，键盘旁边散落着几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
窗台上放着一盆仙人掌，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绿色。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出头的男人。
“王先生？请进，请进。“
教授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办公桌，伸出手来。他的个子很高，将近一米九，握手的时候手掌干燥有力，骨节粗大，不像一个坐了三四十年办公室的学者，倒像一个常年在工地上干活的工程师。
“霍夫曼教授，您好。黄教授让我代他向您问好。“王景轩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霍夫曼摆了摆手，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靠在椅背上打量着他。“何和黄都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何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黄说你是一个在基层创造过奇迹的实干家。一个来自中国的基层干部，然后又回到学校读博士，说真的，我见过很多访问学者，但像你这种履历的，还是第一个。“
王景轩笑了笑。“教授您过奖了。对我来说，身份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事干成。“
霍夫曼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忽然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我喜欢这个回答。”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黄给我寄过你的那篇文章，关于非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那一篇。我看了，写得很好。数据扎实，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议也很务实。但他说你后来还写了一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文章？“
“那篇是用中文写的，“王景轩说，“没有翻译成英文。”
“那可惜了，我无缘一见了。”
霍夫曼摘下眼镜在衣角上擦了擦，重新戴上，目光从镜片后面射过来，语气忽然变得认真起来，“王先生，我这个人带学生有个习惯，我不喜欢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喜欢给学生一个需要用很长时间去解的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抽出几本厚重的书和几沓打印论文，放在王景轩面前。
王景轩拿起最上面那本，是一本叫做《the 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书，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下面那本是关于组织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着作，再下面是几篇关于演化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论文，每一篇都用彩色便签条标记了重点段落。
霍夫曼重新坐回椅子里，手指交叉放在桌上。
“你在黄那里做的课题，是关于米国去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政策与政府角色的演变，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我希望你在这个课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更加锐利。“你来自华国，来自一个正在经历剧烈制度变迁的国家。你在基层亲眼见证了制度变迁是怎么发生的，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你亲手推动的每一个项目、解决的每一个矛盾中。这种经验，是大多数坐在图书馆里写论文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的。做我的研究助手，帮我收集资料、整理数据、参与课题讨论，同时也要完成你自己的独立研究。这个独立研究的题目，我给你一个方向...”
他拿起一支记号笔，在面前的一张空白打印纸上写下几个英文单词，然后把纸推到王景轩面前。
“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霍夫曼靠在椅背上，“华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米国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放在一个比较框架里分析。”
王景轩看着那几个单词，目光在“institutional change”和“parative”两个词上停了很久。
这正是黄教授一直在引导他思考的方向，但从霍夫曼嘴里说出来，又多了一层不同的含义。
黄教授更侧重于政治学理论框架的搭建，而霍夫曼显然是希望他从经济学和组织制度的角度切入，用制度和产业变迁的理论工具，去重新解析他那些年在金岛亲历的一切。
王景轩点了点头，把那几本书和论文收进公文包里。
“除了独立研究，我们中心目前正在做一个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项目，我和几位同事合作，涉及日国、韩国和新国的产业政策分析，不过研究团队里缺少一个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国的人。”
他从桌上那一摞文件里抽出一份装订好的研究提纲，递过来，“这是一份关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产业政策的文献综述和数据分析框架。我们需要有人帮忙整理经济和产业发展相关的原始资料。”
王景轩接过那份提纲快速浏览了一遍。
项目框架做得很有条理，分为几个子课题：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外资引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转型与人力资本积累。
每个子课题下面都列了一长串需要收集和分析的资料类型。
霍夫曼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正式的表格，上面已经填好了大部分信息，工作内容、时间安排、薪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