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的魔都，天还没亮透，王景轩就起了床。
他洗漱完毕，换上那件许久没穿的深蓝色西装，对着镜子把领带整了又整，然后拎起公文包下了楼。
摩托车在晨风里驶过梧桐大道，路两边新挂的国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文远楼的弹簧门还是那样，推开时吱呀一声长响。
王景轩没有去自己办公室，直接上了校史馆二楼展厅。
展柜的玻璃昨晚他又擦了一遍，老照片上的灰尘已经清理干净，展板旁边的绿萝也浇过水，叶子翠绿欲滴。
他把讲解用的伸缩教鞭放在展厅入口处的签到处旁边，又检查了一遍签到簿和纪念册是否摆放整齐。
夏安军走进来，手里照例端着那只搪瓷缸子。
他绕着展厅走了一圈，在抗战时期内迁的展板前停下来，盯着上面一张老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王景轩说：“今天来的这批人里头，有几个当年就是跟着学校一路从魔都走到陪都的。你讲那段历史的时候，别照着展板念，他们比你记得还清楚。你就讲那些展板上没写的东西，那些他们不知道的细节。”
王景轩点了点头。
他昨晚已经把档案馆里翻出来的那些细节重新梳理了一遍：当年迁校时随行的图书册数、沿途几所临时校舍的借用日期、几位老教授在烽火中坚持授课的事迹。这些细节展板上没有，但夏安军说得对，这些才是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
九点刚过，一辆大巴车停在校史馆门口。
车门打开，二十几位老人鱼贯而下。
最年轻的也快古稀了，几个年纪大的走路需要人搀扶，但精神都好得很。
有的穿着笔挺的西装，有的穿着中山装，还有几位从海外回来的老先生戴着礼帽、拄着拐杖。
他们站在校史馆门口仰头看着这栋老建筑，目光里有感慨、有怀念，还有一种离家多年的游子终于归来的眷恋。
王景轩站在门口，微微欠身，把众人让进展厅。
进门处的签到簿上，一笔一画写满了名字。
有的笔迹苍劲有力，有的已经微微发颤，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毕业年份，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二年、三十八年，还有几位是抗战胜利那年毕业的。
讲解从双旦创校开始。
王景轩的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快不慢。
他站在展板前，手里的伸缩教鞭偶尔点一下某张老照片，但更多时候是在讲展板上没有的东西。
讲创校之初只有三间平房、几十个学生、几位留洋归来的年轻教员在煤油灯下备课。
讲抗战烽火中学校辗转千里、师生们背着图书仪器徒步翻越大别山时，他在档案馆的一本旧校刊上翻到一段记载，说当年有一位数学系的老教授在途中不幸染病去世，临终前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
那些书后来跟着学校从陪都搬回魔都，又从魔都搬到现在的新馆，至今还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人群里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先生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旁边有人轻声说，那是老教授当年的学生。
讲到解放后院系调整，王景轩没有回避那段历史的复杂性。
他说这场调整让双旦失去了一些优势学科，但也奠定了它在基础文科和理科领域的底子。
有些院系被调出去以后在兄弟院校生根发芽，现在已经是全国顶尖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双旦对国家高等教育的一种贡献。
人群里有几位老先生对视了一眼，微微点头。
到了抗战时期内迁那段，王景轩拿出一本泛黄的校刊复制件，翻开其中一页。
那上面印着一首旧体诗，是当年一位学生在迁校途中所作的，押的是险韵，句子却写得极好。
王景轩把诗念了一遍，然后用教鞭指着诗旁边的署名说，这位老学长今天就在现场。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角落里一位干瘦的老先生。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背微微有些驼，头发花白但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听见王景轩念出自己的名字，他愣了一下，然后慢慢站起来，朝四周拱了拱手，用带着浓重关外口音的普通话说：“惭愧惭愧，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瞎写的。”
展厅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和掌声。
有人喊他的名字，“老周，你这诗写得比闻一多也不差”。
老先生坐下以后冲王景轩点了点头，那目光里有意外、有感激，也有一丝被触及旧事之后的复杂。
讲解结束以后，老人们三五成群地散进展厅各处，有的在展板前久久不肯离去，有的围在一起小声说着老照片上的人名和往事，还有几位从海外回来的老先生找到了自己当年的毕业照，让同伴帮忙拍照留念。
王景轩站在展厅一角，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
这时候，刚才那个被认出诗作的老先生朝他走了过来。
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手很大，骨节粗壮，手背上青筋突起，不像读书人的手，倒像干了大半辈子体力活的人。
他站在王景轩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开口了，声音沙哑但中气颇足。
“小同志，你讲的这些，有些连我们这些当事人都快忘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名片很朴素，白底黑字，上面印着一行字，松江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周世勤。名字下面是一排已经退休的职务。
王景轩双手接过名片，心里微微一震。
石油化学工业厅，这个机构在一般人听来也许没什么特别，但他在金岛搞开发区的时候接触过不少产业政策，知道松江省是新中国石油化工的摇篮。
那里有全国最早开发的油田，有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吨级炼油厂，有支撑了几十年工业命脉的石化产业链。眼前这位老人，手里的全是硬东西。
“周老，您是从东北过来的？”王景轩把名片收好，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
周世勤摆了摆手，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本巴掌大小、封面已经磨得起毛的笔记本。
纸张泛黄发脆，边角卷得厉害，但保存得很平整。
“这是我当年在校的时候记的一些东西。你不是校史研究室的吗？这些东西放在我手里也没用，给你们档案馆留着吧。里头有几篇当年校刊的剪报，还有几首我自己写的歪诗。”
王景轩双手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密密麻麻的钢笔字，笔迹清瘦有力，和刚才签到簿上的字迹如出一辙。
里面夹着几片剪报，纸张已经发脆，但字迹还很清楚。
有一篇是民国三十七年校刊上的评论文章，署名“世勤”，谈的是战后东北工业重建的问题。
王景轩扫了几行，心里暗暗吃惊。
这篇文章的视角和论证放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周老，您这本笔记里写的东北工业重建，是您毕业以后去做的事情吗？”王景轩把笔记本合上，认真地看着周世勤。
周世勤靠在展柜旁边，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他转过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两棵银杏树，声音有些悠远：“我老家就是松江的。当年在双旦念完化工，本来可以留在魔都，或者去国外继续深造。但东北刚解放那几年，炼油厂、化工厂都是从废墟上一点一点重新建起来的。国家需要人，我就回去了。这一回去，就在松江待了一辈子。”
他又转过头看着王景轩，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小同志，你今天讲校史里头那些老先生，在烽火里头背着书和学生一起逃难、在煤油灯下备课改论文。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了我刚到油厂的那些年。那时候松江的炼油厂刚刚恢复生产，设备全是缴获的二手货，苏联专家撤走以后连图纸都没留下一张。
我和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白天在车间里跟着老师傅学操作，晚上回到集体宿舍翻外文资料自己翻译、自己画图。有一年冬天的夜里零下三十几度，宿舍里没暖气，我们几个人裹着棉被凑在一盏煤油灯下面啃一本俄文版的炼油工艺手册。那时候不觉得苦，现在想起来，跟咱们那些老学长在烽火里读书，还挺像的。”
王景轩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窗外传来银杏叶在风里沙沙的声响，校史馆里其他老人已经陆续往外走了，有人在高声相约中午去食堂吃阳春面，有人在门口合影留念。
只有周世勤还站在那里，像是还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