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天气依然酷热。
开学那天，魔都医科大学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学生和扛着被褥的家长，广播里反复放着欢迎新同学的致辞，体育馆门口排起了办入学手续的长队。
王景轩站在女生宿舍楼下，脚边堆着三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
王景芬从楼里跑出来，手里攥着一把刚领的宿舍钥匙，脸上带着新生特有的那种兴奋和紧张。
“哥，宿舍我看了，六人间，靠窗的上铺，比平胜高中的宿舍好多了！”
她的眼睛亮亮的，马尾辫在脑后一晃一晃。
“那就好。”王景轩弯腰拎起行李袋，“走，帮你搬上去。”
王景芳和苏春妮也来了。
两个人已经升了大三，一个在财务部实习晒黑了些，一个在市场部跑调研瘦了一圈，但精神头都比暑假前更足了。
安顿好王景芬，王景芳和苏春妮也把东西搬回了自己在女生宿舍区的寝室。
“哥，我们走了。”
王景芳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里面装着从王景轩书架上顺走的书。
苏春妮站在她身后，也拎着一袋东西，目光在王景轩脸上停了一瞬，然后微微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王景轩送她们到楼下，看着两个姑娘并肩走在昏黄的路灯下，背影渐渐消失在拐角处。
回到楼上，推开家门，客厅里忽然安静得有些过分。
茶几上没有摊开的课本，厨房里没有切菜的声响，书房里的台灯只照着他一个人的影子。
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桌前，翻开黄教授上周给他的那份课题提纲。
这份提纲他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
黄教授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转型国际比较”。
下面分了几个子课题，其中最后一个被黄教授用红笔圈了出来：《米国去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政策与政府角色的演变（1970-1990）》。
这个研究方向，是黄教授在看过他那篇《论改开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之后亲自定的。
文章里有一章专门分析了金岛开发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的实践逻辑，黄教授在那一章的页边写了一行批注：“产业转移的承接方经验已有，若能从输出方的视角反观其内部转型逻辑，则比较研究的框架可立。”
王景轩当时看着那行批注，心里像有一盏灯被点亮了。
米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是他前世在商场上亲历过的。
那些从五大湖铁锈带搬到粤东和东南亚的工厂，那些在产业空心化中挣扎的蓝领工人，那些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的政治博弈，他见过太多细节。
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像散落一地的珍珠，缺少一根能把它们串起来的线。
黄教授给他的就是这根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他把提纲翻到第二页，面前摊开一本刚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英文专着和几篇复印的学术论文。
课题的初级阶段要求完成一篇文献综述，梳理米国去工业化研究的理论脉络。
黄教授还列了一张书单，从产业结构变迁到政府角色演变，从劳动力市场转型到区域经济失衡，每一本后面都标注了优先级。
王景轩把书单夹在笔记本里，拧开钢笔帽，在第一页写下了文献综述的标题。
接下来的日子，他的生活节奏被拉成一条紧绷的直线。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骑着那辆被苏春妮擦得锃亮的摩托车去文远楼。
上午的时间全部泡在校史研究室里，翻档案、编年鉴、接电话、接待偶尔来访的校友和学者。
中午在食堂匆匆扒几口饭，骑上车去图书馆，一头扎进英文文献堆里。
那些从米国学术期刊上复印下来的论文，满篇都是他以前在商学院里没见过的术语，好在他英文不错，硬着头皮一行一行啃下来，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就用红笔圈出来，攒到周末去请教黄教授。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王景轩正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跟一篇关于米国中西部制造业衰退的论文较劲，桌上忽然被放了四五个从食堂买的包子和一杯豆浆。
他抬头一看，王景芬穿着白大褂站在旁边，额头上还带着刚从实验室出来的细汗。
“哥，晚饭。我就知道你又忘了吃。”
她把包子往前推了推，语气里带着妹妹特有的责备和心疼。
“你怎么来了？”王景轩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今天下午课结束得早，想着你肯定又在图书馆。”
王景芬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厚重的《系统解剖学》，翻开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我也在这儿看会儿书，陪你。”
王景轩拿起包子咬了一口，肉的，还热着。
他看着对面埋头看书的二妹，忽然想起在平胜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几个妹妹围在旁边写作业。
现在她们都长大了，都来了魔都，都在各自的路上往前走着。
九月下旬，王景芳和苏春妮开始准备期中考试，周末来蹭饭的时候也带着书本。
每个人都忙。
九月的最后一周，夏安军把王景轩叫到办公室。
他还是那副慢悠悠的样子，靠在藤椅上，手里拿着烟斗，面前摊着一本校史资料。
“小王，国庆节学校要搞一个活动，接待一批毕业四十年以上的老校友回校参观。”
他吐出一口烟雾，把一张名单推过来，“这些人都是双旦的老校友，有的从海外回来，有的在国内各地，年纪都不小了。学校的意思是，安排一场校史讲解，地点就在校史馆二楼的展厅。你来主讲。”
王景轩接过名单扫了一眼。
二十多个名字，后面标注着毕业年份、专业和现任职单位。
有一半是从海外回来的，米国、加拿大、澳洲、香江，什么人都有。另一半是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退休教授。
“夏主任，讲解的重点是什么？”
“校史。”
夏安军把烟斗在烟灰缸里磕了磕，“主要是双旦从建校到解放前的这段历史，包括抗战时期内迁的经过、解放后院系调整的影响。这些人当年亲历过，你讲错了他们能当场指出来，所以你准备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要核实。”
王景轩点了点头，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里。
接下来几天，他把校史馆二楼的展厅当成了第二办公室。
每天处理完研究室的日常事务，就夹着笔记本去展厅，对着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和展板上的文字一行一行地核对。
碰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去档案馆调原始资料。
周姐被他烦了好几次，最后干脆把档案馆的备用钥匙塞给他，说你要查什么自己去找，别老来敲门，我这本校刊还没编完呢。
王景轩还真就自己去找了。
他在档案馆里翻出了抗战时期的内迁校刊、老校长的回忆录、当年学生自治会的手写刊物。
那些纸张泛黄发脆，有的边角已经被虫蛀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他把这些资料和展厅里的展板逐一对照，发现了几处小错误，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夏安军看过他的笔记以后，难得地摘下老花镜夸了他一句：“你比你之前的几任都用心。”
夜里回到家，泡上一杯浓茶继续看文献。
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和台灯的光混在一起，把他伏案的身影投在对面的书架上。
黄教授给他定的时间节点很明确：十月底之前完成文献综述，十一月初开始撰写论文初稿，十二月底前完成论文主体部分。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年初就可以提交给米国那边的高校申学者项目。黄教授的一位老朋友在斯坦福大学做教授，如果能过去，可以实地考察硅谷的产业生态和米国高科技产业的政府扶持模式，这对课题研究的后半程至关重要。
想到去米国，王景轩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去米国的费用不菲，机票、住宿、生活费，少说也要几万美金。
他倒不是没有这笔钱，赵光明在香江的投资已经滚到了将近三千万港币，随便抽一根毫毛都够他去米国待上好几年。
但钱可以解决机票和住宿，解决不了学术功底和视野格局。
他需要的不是去看一眼硅谷的办公楼，而是能在斯坦福的图书馆里坐下来，跟那边的学者面对面地讨论问题，能在学术研讨会上用流利的英语阐述自己的研究，能让那些老教授认真对待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学者的观点。
这些，靠钱买不来，只能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