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从高速下来拐进福田区，天色正在从灰蓝过渡到深紫，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路面的积水照出一片一片的暖黄色光斑。林建国的工作室在旧工业区那栋没改造的老楼里，上次来的时候是白天，这次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货梯的照明只剩下头顶一盏昏黄的灯泡在闪。
五楼走廊尽头那扇铁皮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线白光。沈知微敲了两下，门从里面被拉开。林建国站在门后，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心，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指节上沾着黑色的绝缘胶。他侧身让开门的位置，朝房间里偏了一下头。“进来。东西在墙里面。”
工作室比上次来的时候更乱了。桌上摊着几块拆开的电路板和一堆散落的元件，地上放着两把梯子和一个工具箱。靠北侧那面墙的踢脚线被拆掉了一截，露出底下的水泥墙面。林建国走到那面墙前面，用螺丝刀柄在墙面某处敲了三下。声音跟敲在其他地方不一样——更空，像是后面有夹层。他从桌上拿起一把小锤子和一根凿子，沿着敲击点轻轻凿了几下。水泥表层剥落之后露出一块大约A4纸大小的薄铁板，铁板四周用螺丝固定在墙里，表面涂了一层跟墙面一样的灰色涂料，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把螺丝一颗一颗拧下来，铁板取下来之后露出一个狭窄的壁龛。里面塞着一个透明自封袋，袋子里装着一块移动硬盘，跟刘成给的那块是同款，外壳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2019.08 恒运物流调度备份·陈海生移交”。
“陈海生那天晚上走之前把它交给我。他说如果他没回来，这个东西就是韩明远的死刑判决书。”林建国把硬盘从壁龛里取出来放在桌上，用一块软布擦了擦外壳上的灰，“我把它砌进墙里之后就没动过。整整两年。你拿去吧。”
沈知微把硬盘接过来。两块硬盘并排放在桌面上，刘成的那块外壳用胶带缠过，拆开之后表面有划痕；林建国这块保存得更好，外壳干净，标签上的字迹清晰。她把两块硬盘一起收进书包最里层，拉链拉到尽头。然后她看着林建国，问了一个问题。
“陈海生离开邻市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林建国把螺丝刀搁在桌上，靠着桌沿站着。他的目光落在墙面上那个刚被凿开的洞口上，水泥边缘参差不齐，像一道结了痂又被揭开的伤口。“他说他要去拿一份东西。那份东西能证明韩明远从2008年开始就在利用恒运物流的系统做一本假账。那本假账把2008年到2019年之间所有与那辆白色货车相关的运输记录全部改成了普通货运记录，用来掩盖那些特殊调度。他说那份东西存在一个只有刘成知道的地方。他去了之后就没有回来。”
“那份假账的记录，你手上的硬盘里有吗。”
林建国摇了摇头。“我手上的硬盘是陈海生从恒运物流的系统里直接备份的原始数据，包括那些被改过的和没被改过的记录。但假账本身——就是韩明远用来掩盖真实调度的那套账本——是后来在系统里替换进去的。如果那套假账也被恢复出来，跟原始数据做比对，就能看到每一个被篡改的节点和篡改的时间。韩明远改账的时间集中在2008年7月16日到8月20日之间，跟他所有其他动作的时间线完全吻合。”
沈知微把这句话记下来。她把两块硬盘在桌面上排好，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给林予安发了一条消息：“拿到了第二块硬盘。林建国说里面可能有被篡改的记录。你那边能找到数据恢复和对比的专业工具吗。”
林予安回复得很快：“我师兄在司法鉴定中心有合作渠道。你把硬盘带回来，我安排数据镜像和比对。大概需要两天。”
沈知微把手机收好。她站起来，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螺丝刀放回工具箱，铁板和螺丝归拢到墙角，梯子靠墙立好。林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她做这些事，没有插手。等她把桌面清干净之后，他从桌角拿过来一个小铁盒递给她。盒子很轻，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张名片。“这是陈海生在我这里存东西的时候留下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备份，就把这个盒子给对方。里面是他跟韩明远在深圳见过两次面的照片，2013年和2016年各一次。我当时也在场，拍完照就走了。他不知道我拍了。你拿去用。”
沈知微打开盒子看了一眼。最上面那张照片拍的是深圳一家茶楼的大堂，陈海生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侧脸对着镜头，下巴上有一颗痣。韩明远。他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表盘朝内。照片右下角印着日期：2013年9月17日。第二张照片是三年后的同一个茶楼，同一个位置，两个人坐着喝茶，陈海生的脸比三年前瘦了一些，但坐姿依然很直。第三张不是照片，是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告诉来找我的人，韩明远在深圳还有一个联系人。那个人现在还在顾氏集团深圳分公司。他的名字我写在名片背面。”
沈知微把名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职务：“周成。顾氏集团深圳分公司安保部主管。韩明远的外甥。”
她把名片收好，合上铁盒。林建国已经走到了门口，把铁皮门拉开等着他们出去。沈知微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一步，看着他说了一句“谢谢”。林建国点了一下头，幅度很小，像之前很多人对她做的那个动作一样。他关上门的时候没有锁，只是虚掩着，像是知道还会有人来。
两个人沿着走廊往货梯方向走。货梯轰隆隆地升上来，铁栅栏门拉开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沈知微走进去按了一楼，轿厢门合上之后她靠着铁壁站着，书包贴着后背，里面装着两块硬盘、一个铁盒、以及这一个月来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的电子备份。顾深寒站在她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货梯下降的时候每经过一层都哐当响一声，像某种倒计时。到了一楼门打开，外面是旧工业区傍晚的安静，远处有电焊的声音从某栋楼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
走出工业区大门的时候沈知微的手机震了。她掏出来看，是周建国发来的消息。最近一条还停在昨晚的“等你来拆解厂”。这次只有一句话：“韩明远的案子后天开庭。你回得来吗。”
沈知微站在路边，把这条消息读了一遍，然后给顾深寒看了一眼。他掏出手机查了一下航班，抬起头来说：“最晚一班飞邻市的航班是晚上九点四十。现在七点出头，赶到机场来得及。”
“订票。”她说。
顾深寒用手机操作了几分钟，然后朝她点了点头。两个人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宝安机场的地址。车驶上深南大道的时候，窗外的城市灯火正一盏一盏亮起来，高楼顶端的灯光在暮色里连成一片，像一条横亘在城市上空的星河。沈知微靠着车窗，把那个铁盒从书包里取出来重新打开，看着照片上韩明远左手腕上那块表盘朝内的手表。她想起顾深寒说过的话——他父亲告诉他，吴某某戴表的方式很怪，表盘朝内。韩明远也戴表盘朝内的手表。这种戴法不是巧合。它可能是一个圈子里某种身份的标志，或者只是一个很小的、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习惯。但两个人都戴同一种方式，说明他们之间有一条她还没完全看清楚的线。
她把照片重新收好，掏出手机给苏念发了一条消息：“后天开庭，我赶回来。你爸准备好了吗。”
苏念回复得很快：“他说他准备好了。他今天去理了发，穿了一件新衬衫。他说上法庭要体面。”
沈知微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但确实是往上弯的。她把手机收好，靠在后座车窗上。出租车驶上了广深高速，路灯在车窗外面一盏一盏往后滑，连成一条橘黄色的长线。她闭上眼，书包贴着后背，两块硬盘的棱角隔着布料抵着她的脊柱。她没有动，也没有调整坐姿。那种轻微的压迫感让她觉得踏实——东西还在，没有丢。
手机又震了一下。她睁开眼，以为是周建国或者林予安。低头一看，是方律师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短到像是她在某个会议的间隙匆匆打出来的：
“开庭那天我会到场。我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如果你在证人席上需要有人帮你确认某份文件的原件，我可以作证。”
沈知微把这条消息读了两遍，然后回了一个字：“好。”她把手机收好，重新闭上眼。车继续在高速上行驶，发动机的低鸣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混在一起，沉稳而均匀。她在这些声音里慢慢沉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意识模糊但身体没有完全放松，像一根弦被调到刚好不会断的松紧度。她知道接下来的两天会很紧——回邻市、见周建国、去拆解厂、看那辆货车最后留下的东西。然后后天早上，韩明远的案子开庭。所有人在那个法庭上都会到场。她父亲不在，周建国不能公开露面，陈海生下落不明，老吴还在配合调查。但苏念的父亲会在，方律师会在，刘成的证词和硬盘会以书面形式被提交，顾承泽的情况说明已经移交了纪检委。她手上这最后两块硬盘里的数据，可能是法庭上最沉的砝码。
出租车驶过虎门大桥的时候，车灯照亮了桥面上方横跨的钢索，一根一根从视野里掠过去，像巨大的琴弦。沈知微睁开眼看了一眼窗外——珠江口的水面在夜色里黑沉沉的，远处的船灯像零星的火点。她把目光收回来，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晚上八点五十七分。到机场还需要二十分钟。她在心里把明天的行程过了一遍，然后打开备忘录，打了一行字：“明天上午到邻市，下午去拆解厂见周建国。后天开庭。”
她把这行字保存，然后关掉屏幕。出租车在广深高速上继续行驶，车窗外面，深圳的灯火正在身后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缩成天边一条模糊的光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