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日军败局已定，但在香港市区，配给制和高压统治依然像铁箍一样箍着每一个人的脖子。
米铺门口排着长队，队伍从清晨排到傍晚，有人拎着空布袋，有人端着搪瓷缸，有人站了一整天，最后只领到一碗掺了碎木屑的杂粮。街面上的巡逻队比往年更多了，日本兵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嗒，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路灯杆上贴着日文告示，纸张边角已经翘起来了，被风吹得哗哗响。偶尔有人从告示旁边走过，脚步不停，连看都不看一眼。
但与此同时，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纸弹战”更加频繁了。传单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出现在街角、天桥、菜市场入口、茶楼的桌底。有人在半夜把一沓传单塞进报箱，有人在清晨把传单夹在卖菜的小推车里，有人在傍晚把传单放在庙街的天后庙香炉旁边。传单上印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印着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印着“黎明将至”四个字，字是油印的，有些地方墨迹不均匀，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市民们把传单攥在手心里带回家，关上门，一家人围在煤油灯底下看，看完之后用火柴点燃，纸灰落进搪瓷缸里，被水冲走了，什么都没留下。
港九大队与盟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合作达到了顶峰。香港民众和游击队不仅继续营救盟军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为盟军提供了大量关于日军在香港及周边防御部署、雷达站位置、机场设施等极其精准的军事情报。有人用铅笔在香烟盒背面画下碉堡的位置，有人把日军巡逻路线的变化记在心里然后复述给联络员，有人用粤语报出运输船靠港的时间，连船身的吃水线都数过几层。这些情报直接为盟军对香港日军设施的轰炸和后续可能的登陆作战提供了关键支持。
而这一切，都是在得到充足的人手支援后才能实现的行动。既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生存期，开始明牌了，港九独立大队也不再藏着掖着。
他们开始频繁袭击日军据点、破坏广九铁路等日军交通线，并多次截击日军的运输船队，抢夺物资。林阿福站在铁路边上，手里拄着一根撬棍，看着身后十几个和合图的兄弟把铁轨撬起来，一根一根地扔进路边的沟里。王老吉的人负责警戒，姜佬的人负责运走撬下来的铁轨。游击队的人跟在最后面，把炸药埋在路基下面，引线接好，然后所有人退到一百米之外，等着那一声把夜空炸亮的轰响。
游击队甚至主动出击，拔除了新界、九龙周边的多个日军据点，这让留守在香港的日军开始陷入高度恐慌。岗哨不敢单独站了，巡逻队变成三人一组，晚上八点之后所有据点大门紧闭，探照灯扫来扫去一整夜不敢停。
1945年2月23日至24日，美军指挥官柯蒂斯·李梅策划并指挥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燃烧弹轰炸行动。
1945年3月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李梅指挥三百多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极其惨烈的夜间低空燃烧弹轰炸，引发巨大的“火风暴”，导致东京约四分之一的面积被毁，大量平民伤亡。
在东京大轰炸之后，李梅并未停止行动。美军陆续对日本的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六十多座大中城市展开了持续的燃烧弹轰炸。
据不可靠消息，此次行动说是为了消灭红蚂蚁——嗯，真是操碎了心。
在远东这边普天同庆的时候，李祖与文静姝结婚了。
这似乎是注定的事情。文家三口被芬恩接到了美国，文静姝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只有李祖和雷洛这几个熟人。蔡元培和许地山两位最强僚机，在文师古面前有意无意地提了李祖好几句——说这孩子稳重，说这孩子有担当，说他爹虽然不着调，但儿子是好的。
文师古听了好几次，终于在一次晚饭后跟文静姝说了一句：“那个姓李的小子，你要是觉得行，就定下来吧。”文静姝脸红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去找李祖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眼睛是亮的，手指在衣角上绕着圈，说了一句“我爸同意了”，然后就不说话了。李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手去拉她的手，她没有躲。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马掌望台的草坪上，几束花，一张桌子，几个朋友，蔡元培和许地山坐在第一排。蔡元培从头到尾没有怎么说话，但一直笑着，笑容不大，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是看着一个他等了很久的结局终于落了地。许地山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卷书，没有打开，就那么握着，像是握着一件他用不上的道具。
李祖穿着西装，领结打得整整齐齐，是文静姝帮他系的。文静姝穿着一条白裙子，不是婚纱，是新汉诺威瓦伦丁唯一一家裁缝店赶制的，料子不贵，但裁缝的手艺好，裙摆的弧度刚好落在脚踝上方，转身的时候裙角会轻轻飘一下。他们在草坪上交换了戒指，没有多少人看到，也没有人起哄说“亲一个”，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牵着手，在午后的阳光下站了一会儿。远处的雪还没化完，在树根底下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阳光照在上面，白得发亮。
就在林阿福、姜佬、王老吉指挥门徒帮着游击队疯狂地发传单、用撬棍撬铁轨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了。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的“小白宫”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阶段。他的突然离世让当时的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副总统哈里·杜鲁门随即宣誓继任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
芬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手里正端着一杯茶，茶是温的，他还没喝。消息是通过电话传来的，伊登站在客厅里，手里握着听筒，听了几秒，然后慢慢放下来。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组织一句话，但最后只说了几个字：“爸……富兰克林叔叔去世了。”
芬恩手里的茶杯从指间滑落，杯子摔在地毯上，没有碎，但茶水洇开了一大片深色的湿痕，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慢慢扩散。他站起来，然后又坐下了。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然后他往后一仰，整个人从椅子上滑下去，晕倒了。
邦尼从厨房冲出来的时候，芬恩已经倒在椅子旁边，头歪向一边，脸是白的，嘴唇是灰的。她跪下来扶住他，拍了拍他的脸，喊了几声他的名字。他没有醒。伊登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那个话筒，话筒里传出嘟嘟的忙音，他忘了挂。
芬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头上盖着一块湿毛巾，邦尼坐在他旁边，攥着他的手。他没有说话，目光落在天花板上，落在那道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的裂缝上，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看了很久，然后坐起来，把毛巾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没有说一句话。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那天，华盛顿在下雨。
雨不大，细密的，落在白宫的草坪上，落在国会山的台阶上，落在那些排着长队来送行的人们的雨伞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葬礼在罗斯福家族的故居海德公园举行，墓碑是简单的，灰白色的石头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多余的装饰。雨落在墓碑上，顺着石头的纹路往下淌，在底部汇成细流，渗进泥土里。
芬恩站在人群里，前面是埃莉诺·罗斯福，她的黑纱在雨中被风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下去，贴在深色的外套上。他没有打伞，雨水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顺着鬓角往下淌，经过颧骨，经过下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李祖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没有上前。他看着父亲的背影——那个背影和记忆中不太一样了。肩膀没有塌，但比印象中窄了一些；腰板还是直的，但大衣的下摆垂得很安静，像是风没有力气把它吹起来。他的头发里，红色更少了，白色像雪一样混在里面，白得刺眼。李祖从来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白了这么多。
芬恩看着那块墓碑，面无表情地站了很久。雨还在下，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鞋面上，落在他的手背上。没有人催他，没有人叫他，埃莉诺已经转过身，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雨淋了很久的石像，脚底下已经站出了两片干了又湿的印子。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跟墓碑说话，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你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虎头蛇尾呢？”他停了一下，喉结滚了一下，“你扔下的摊子——让我们怎么办？”
他的肩膀抖了一下，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没有伸手去擦，就那么站着，看着墓碑上那个名字，看着那些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刻痕。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一句什么话，但声音太小了，没有人能听清。雨声覆盖了一切，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听到。
仅仅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遍世界的那天，伦敦的人在街头跳舞，巴黎的人在凯旋门前唱歌，纽约的人在时代广场拥抱陌生人。马掌望台很安静。没有鞭炮，没有酒宴，没有庆祝。芬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没有喝。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上，看了很久，像是在等一根烟自己长出来。客厅里没有别人，只有壁炉里的火在烧着，偶尔发出细碎的噼啪声。窗外有鸟叫了一声，又飞走了。他没有转头去看。
邦尼从厨房那边走过来，端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芬恩面前，一杯端在手里没有放下去，在旁边坐了下来，肩膀挨着他的肩膀。她靠在沙发里，没有梳头，头发散着，花白的长发从肩头垂下来，落在她深色的毛衣上。她伸手轻轻挽住芬恩的胳膊，掌心贴着他的小臂，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和他一起看着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
伊登、贾斯伯、伊芙、李祖坐在对面，四个人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膝盖碰着膝盖。伊芙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贾斯伯靠在沙发背上，两条腿伸长了，脚踝交叠；伊登坐在最中间，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拇指互相绕着圈；李祖坐在最边上，手指插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四个人看着芬恩，脸上带着同一种忧心忡忡的表情，像是站在岸边看着一个人慢慢往水里沉，不知道该不该伸手，又不知道该从哪里伸手。
亚瑟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的步伐很慢，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另一只手端着一杯威士忌。他走到芬恩身边，在另一侧坐下来，沙发垫微微陷下去，他把威士忌递到芬恩手里。芬恩低头看了一眼那杯酒，接过来，握着杯壁，没有喝。亚瑟的手掌从芬恩的酒杯上移开，落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那一巴掌不重，但掌心落在肩头的声响很闷，像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芬恩——”亚瑟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嗓子里像是塞着一团棉花，但每一个字都还是清清楚楚的，“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们都会有那么一天的。”
芬恩闻言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的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又落回去了，像是连苦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把威士忌举到嘴边，抿了一口，咽下去，喉结滚了一下。他放下杯子，杯底磕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轻响，然后说了一句，声音很低，低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客厅里每个人都听见了：“我并不畏惧死亡，亚瑟。但这次死亡的——是我的理想。”
他把杯子搁在茶几上，杯沿上还留着一圈浅棕色的酒痕。他的目光落在对面那四个人的脸上，从伊登看到贾斯伯，从贾斯伯看到伊芙，从伊芙看到李祖，然后收回来，落回到面前那个空烟灰缸上。
“我和富兰克林两个人的理想。”
亚瑟没有听懂。他转过头，看向伊登，目光里带着一种“你来说，我听听”的意思。伊登叹了口气，那口气不短，像是在心里把一整个句子整理好了才开口：“父亲和富兰克林叔叔一直想用黑水跟总统一起，把美国的资本关进笼子里。这二者缺一不可——但富兰克林叔叔的总统位子，显然更加重要。黑水更多的时候只是配合辅助的角色。我们很难再找一个如此强势、无私而睿智的总统了。”贾斯伯坐在他旁边，接上了话。他的声音比伊登低一些，像是每一个字都压过了秤：“新上任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是华尔街的人。”
亚瑟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用那点细碎的声响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然后他开口了，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清楚了的事：“这听起来确实是糟糕透了。但日子总还得过——不是吗？毕竟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带着一种旧木头燃烧时的余温，不烫，但暖。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壁炉里的火又响了一声，木柴塌了一下，火星溅出来，落在炉前的石板上，闪了两下，熄了。芬恩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松了一些。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蔡元培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身子比前两年更弯了一些，但腰板还倔强地挺着，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从头顶拽着他，不让他完全塌下去。他穿着一件旧棉袍，领口系得整整齐齐，手里拄着一根木杖——那根木杖是芬恩让人从武夷山带回来的，说是金丝楠木，其实只是普通的老竹根，打磨光滑了，上了两遍桐油，在手里握久了，竹皮被手汗磨得发亮。他走到楼梯口，停下来，轻轻咳了两声。那咳声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每个人都听得见。他用手背掩着嘴，咳完了，把手放下，抚了抚胸口，像是在把那口气顺下去。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肺最深处掏出来的，带着一种沉沉的、压在胸口的重量：“富明啊——中国那摊子事儿，你不打算管了吗？”
这句话宛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芬恩的身体微微震了一下。他抬起头，目光从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上移开，落在蔡元培脸上。蔡元培还站在楼梯口，手里拄着那根竹杖，日光从客厅的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瘦削的肩头上，把他整个人照得有些透明。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在冬天里掉了叶子但还没倒下的树，根还在土里，等着春天。芬恩的眼睛里闪烁起了微弱的光——不是那种明亮的光，是那种像是快要灭了、又被风吹了一下，重新亮起来的微光。他的目光从蔡元培脸上移到李祖脸上。
李祖没有说话。他的腿伸了一下，沙发垫微微动了一下。他抬起头，迎着芬恩的目光，像是已经等了一个晚上，等他父亲开口。他的嘴张开，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明天出发，返回香港。”
芬恩的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确实是往上翘的。他的手指在酒杯的杯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杯壁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珠，他用拇指蹭掉了，指腹上沾了一点湿痕，又蹭在裤腿上。他想了想，然后接着说道，语速不快，像是在给李祖做最后一次叮嘱：“阿祖——回到香港之后，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安全。”他顿了顿，把威士忌杯举起来，又放下了，“麦克阿瑟与尼米兹的评估说，日本本土防御会极其顽强。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美军可能会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战争极有可能拖延到1946年甚至1947年——换句话说，他们没空管香港，但香港的日本人会变得更加疯狂。”
李祖闻言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他的下巴往下点了一下，动作很轻，很稳，像是一颗钉子已经钉进去了，不需要再敲。他的手指从口袋里抽出来，搁在膝盖上，指尖微微蜷着。
芬恩把目光从李祖身上移开，落在窗外。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暗金色的光正在渗出来，很慢，很薄，像一层还没摊开的绸缎，压在灰色的云层底下，等着时机把它撑开。他的眼神微微眯了一下，像是在目测那道光的宽度和速度，然后开口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确认：“我觉得——苏联人应该已经在准备了。”
窗外，那道暗金色的光终于穿破了云层。它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马掌望台的草坪上，落在橡树的枝条上，落在客厅的窗台上。窗玻璃上凝着的水珠被光照亮了，每一颗都像是被点燃的、很小很小的火焰。光从窗口漫进来，落在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的边沿上，落在亚瑟手边那杯还没喝完的威士忌上，落在蔡元培扶着楼梯扶手的那只手上，落在他指节上那些凸起的青筋上。落在这间客厅里每一个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