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申时三刻，石见村。
阿苗坐在门口，望着院子里那盏小小的铜灯。火焰在午后的阳光下几乎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燃着，一直在燃着。
三郎，法师说，这灯是点给我自己的。他说我心里的灯还没灭。
可我心里，真的好黑。
她想起村里人看她的眼神——那几天，她去井边打水，妇人们远远躲开；她去田里看看那十亩地，男人们低头不敢看她。没有人说什么难听的话，但那种躲闪的目光，比刀还疼。
他们不是嫌弃我，她对自己说。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被那夜的人按在地上，磨破了皮；那双手被绑过，勒出了血痕。她洗了无数遍，总觉得洗不干净。
三郎，我好脏。
眼泪又流下来。
她抬头望向远方。远处，太宰府的方向，隐约可见新建的码头和营房。那些宋人，还在修路，还在建城，还在分田。
刘赞画说，阿部三郎的地，以后是我的。村里人会帮我种，帮我收。
可她不想种地。她不想出门。她不想见人。
她只想坐在这里，守着这盏灯，守着三郎留给她的这间屋子，一直守到死。
门外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
阿苗皱眉，听着外面的动静，是孩子的声音，叽叽喳喳，像一群麻雀。
她站起身，走到大门口，悄悄拉开一条缝。
村口的老槐树下，围着一群孩子。十余个，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只有四五岁，都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裳，脸上却带着笑，那种只有孩子才有的、无忧无虑的笑。
他们围着一个年轻女子，七嘴八舌地问着什么。那女子穿着青色的衣袍，头发简单地束在脑后，脸颊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笑起来非常好看。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弯腰用生涩的倭语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先生先生！这个字念什么？”
“念‘人’。”女子指着书上的字，“你们看，像不像一个人站着？”
“像！像！”孩子们齐声应和。
“先生先生，这个呢？”
“念‘田’。一块一块的田，就像你们家的地。”
“先生先生！为什么我们要学字？”
“学了字，以后就能看懂告示，能记账，能读书，能知道好多好多事。”
“先生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子笑了，两个酒窝更深了：“我叫沈婉。你们叫我婉儿先生就好。”
阿苗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穿着官家的衣裳，却和孩子们蹲在一起；说着外地口音，却那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脸上总是笑着，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一个小孩忽然问：“先生先生！你是宋人吗？”
沈婉点头：“对呀，我是宋人。”
“那你为什么会来我们这儿？”
沈婉想了想，指着远处那些正在修路的俘虏：“因为这里有好多事要做呀。有人要修路，有人要盖房子，有人要看病，有人要识字。我就来教你们识字。”
那小孩歪着头，又问：“先生先生，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怕坏人。”
沈婉愣了一下，然后伸手摸摸那孩子的头：“不怕。因为有好多好多人保护我们呀。”
她指了指不远处巡逻的宋军士兵：“你看，那些叔叔，就是保护我们的。”
孩子们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脸上露出异样的表情。
阿苗站在门后，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想过识字，想过读书，想过有一天能像那些武士家的女儿一样，穿着漂亮的和服，学琴学画。可家里穷，爹娘说，女孩子识什么字，能干活就行。
后来嫁给了三郎。三郎对她好，但日子还是穷。一年到头，能吃饱的时候没几天。更别提识字了。
现在呢？
现在有吃有穿，有地契，有衙门，有军队保护。可三郎没了。她没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眼泪又流下来。
外面，孩子们还在叽叽喳喳地问。
“先生先生！你以后还来吗？”
“来呀。每天都来，只要不下雨，我都来。教你们认字，讲故事。”
“先生先生！你会教我们唱歌吗？”
“会呀。我会好多好多歌。”
“先生先生！那你现在就教我们唱一个吧！”
沈婉笑了，站起身，清了清嗓子，轻轻唱起来：
“春风吹，春风吹，
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
燕子归来，筑巢屋檐下，
娃娃们快长大，快长大……”
孩子们跟着学，声音稚嫩，七扭八歪，却那么欢快。
阿苗站在门后，听着那歌声，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想起三郎活着的时候，偶尔也会哼几句歌。都是些老掉牙的调子，哼得七扭八歪，但每次哼完，都会傻笑着看她，问：“好听不？”
她总是笑他：“难听死了。”
可现在，她想再听一次，听不到了。
外面，歌唱完了。孩子们拍着手，笑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