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府门前的混乱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增援的警力和救护车赶到现场，局面才逐渐得到控制。
赵家辉被从地上架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他的脸上血肉模糊，四肢软塌塌地垂着，像一个被抽掉了骨架的布偶。
两名警察将他架上警车的后座，但车子刚开出不到两百米，坐在后座看守他的警察就发现了不对劲——赵家辉的呼吸变得极其微弱，鼻腔和口腔里开始往外涌出泡沫状的分泌物，整个人开始抽搐，瞳孔也开始出现不对称的反应。
“队长！嫌疑人情况不对！”警察立刻通过对讲机呼叫。
“马上通知区人民医院！”对讲机里传来队长果断的命令，“通知医院急诊科做好准备，有危重病人送到！”
警车拉响了警笛，朝着六宁区人民医院的方向疾驰而去。
一路上，后座的警察一直在观察赵家辉的状况，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脸色从苍白变成了青紫色，嘴唇发绀，整个人开始出现濒死状态的特征。
“快点！再快点！”警察催促着驾驶员，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焦急。
尽管他们知道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醉驾致人死亡的肇事者，但只要他还活着，就有义务全力救治。
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人性的底线。
警车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冲到了六宁区人民医院的急诊楼门口。
车还没停稳，后座的警察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冲着急诊大厅大喊：“医生！医生！快！危重病人！”
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早已接到了通知，推着担架车快步迎了出来。
几名护士和医生七手八脚地将赵家辉从警车上抬下来，平放在担架车上，一边快速地向警察询问伤情，一边推着担架车往急救室飞奔。
“什么情况？”领头的急诊医生姓王，四十出头，经验丰富，一边走一边快速地问。
警察跟在旁边，语速极快地汇报：“打架斗殴，被多人围殴。面部严重肿胀，口鼻出血，意识丧失，呼吸微弱，途中出现过抽搐，瞳孔大小不一。”
王医生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在急诊科干了十几年，一听这些症状，心里就有了初步的判断——颅脑损伤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很可能伴有颅内出血。
这种情况，每一秒钟都是在跟死神赛跑。
“快！送抢救室！通知神经外科和IcU会诊！准备ct！”王医生一连串地下达指令。
担架车被飞快地推进了抢救室。
几名护士熟练地剪开了赵家辉的衣服，露出了他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整个胸腹部布满了青紫色的淤痕，右侧肋骨部位有明显的塌陷，左臂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显然已经骨折了。
“血压多少？”王医生问。
“60/40，还在往下掉！”
“建立静脉通道，快速补液！准备气管插管！”王医生戴上手套，拿起喉镜，走到赵家辉的头部位置，“给我吸引器，口腔里有大量血块，需要清理！”
护士递过吸引器，王医生小心翼翼地将喉镜探入赵家辉的口腔，开始清理气道。
赵家辉的嘴里全是血块和破碎的牙齿，整个口腔内部肿胀得厉害，气道已经被严重挤压。
王医生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气管插管成功置入，连接上了呼吸机。
“呼——好了，气道通了。”王医生松了一口气，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凝重，“马上送去做ct，看看颅内的情况。”
赵家辉被紧急送往ct室。
扫描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王医生和随后赶到的神经外科医生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影像，脸色都变得非常难看。
“右侧颞叶硬膜下血肿，出血量不小，已经有中线移位了。”神经外科的张主任指着屏幕上的影像说，
“这是典型的对冲伤，说明他遭受了多次重击，头部被反复击打。而且，你们看这里——”
他指了指另一处影像，“左侧颞骨有线性骨折，骨折线延伸到了颅底。”
“能手术吗？”王医生问。
“必须手术，而且越快越好。”张主任说，“再不减压，脑疝形成就来不及了。马上准备开颅手术，我去通知手术室。”
赵家辉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与此同时，进一步的检查结果也陆续出来了——右侧第4、5、6、7肋骨骨折，其中第6肋骨断端刺破了胸膜，造成了少量血气胸；脾脏挫裂伤，腹腔内有少量积液；左臂尺桡骨双骨折。
这些伤势，每一处单独拿出来都不致命，但加在一起，再加上最致命的颅内出血，足以让一个健壮的成年人命悬一线。
王医生看着那一叠检查报告，心里暗暗摇头——那些打人的人，下手是真的狠，完全是奔着要命去的。
就在赵家辉被推进手术室的同时，两名穿着制服的民警也赶到了医院。
他们是六宁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的事故处理民警，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赶来进行血液酒精检测。
“你好，我们是交警大队的，需要对肇事司机进行强制抽血检测。”领头的民警向急诊科的护士出示了证件和抽血令。
护士看了一眼手术室紧闭的大门，有些为难地说：“病人正在手术，现在不方便抽血吧？”
民警摇了摇头，语气坚决：“法律规定，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应当依法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不管他是在手术还是在哪里，这个血必须抽。”
他顿了顿，补充道：“你放心，我们有专业的法医来操作，不会影响病人的治疗。”
很快，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法医赶到了医院。
他手里提着一个专用的取证箱，里面装着无菌采血管、密封袋、标签纸和执法记录仪。
在民警的陪同下，法医进入了手术室的缓冲区。
手术室里，赵家辉正躺在手术台上，头部已经被打开了，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血肿清除和减压手术。
法医没有打扰手术，而是在麻醉师的协助下，从赵家辉的肘静脉中抽取了两管血液。
整个过程被执法记录仪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法医将血样当场封装进专用的密封袋中，贴上标签，注明抽取时间、地点、被抽血人姓名和案件编号，然后由赵家辉的主治医生和一名民警分别在封条上签字确认。
“好了，血样已经固定完毕。”法医将密封好的血样放进取证箱，对民警说，“马上送检，结果最快两个小时就能出来。”
民警点了点头，在取证记录上签了字，然后带着血样离开了手术室。
手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当神经外科的张主任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他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种疲惫的神情，对等在门口的民警说：
“手术还算顺利，血肿已经清除了，颅内压力降下来了。但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需要在IcU继续观察。能不能醒过来，要看接下来72小时的情况。”
民警点了点头，在记录本上记下了医生的诊断意见。
第二天清晨，血检结果出来了——赵家辉的血液酒精含量为234mg/100ml，远超80mg/100ml的醉驾标准。
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在事发时的酒精摄入量已经达到了严重中毒的水平，不仅完全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判断力和协调能力都已经严重受损。
这份血检报告，连同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的证词、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赵家辉的行为，已经从普通的交通事故，升级为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案件的调查也在同步进行。
那些对赵家辉实施暴力围殴的人，他们的行为同样触犯了法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无论赵家辉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法律都不允许任何人以“正义”的名义动用私刑。
那些施暴者，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案两立。
法律的尺度，从来不因个人的情感而偏移。
六宁区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赵家辉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导线，呼吸机有节奏地工作着，监护仪上的波形在屏幕上缓缓跳动。
他依然处于深度昏迷之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他也不知道，那些把他打成这样的人，也将面临法律的审判。
他更不知道，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里，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在嘲笑着这荒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