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二章 书院论政
正月十九，潞州书院。
雪后初晴，日头从东边山脊上探出来，照在书院的灰瓦屋顶上，瓦缝里的积雪化成水，顺着屋檐滴滴答答往下淌。前院的几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杈上挂着冰溜子，风一吹，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讲堂里的火盆烧得旺，炭是官仓拨的，掺了些碎木柴，烟不大，但有一股松脂的香味。三十几个学子坐在长条凳上，面前摆着矮桌，桌上摊着手抄课本，坐得整整齐齐。
王若虚站在讲台上，面前摊着一摞手稿。
手稿是他这一年多来写的，题名《封建民考》，共三卷，约十万字。第一卷写北宋以来田制、赋税、户籍的沿革，第二卷写金国南侵后北地百姓的处境，第三卷写他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所思所考。稿子改了七八遍，每改一遍都用细麻绳重新装订，封皮上贴了纸条，写着卷次和目录。今日是第一次在书院公开讲第三卷的纲要。
讲堂里除了学子，还多了一些人。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了几个旁听的百姓，是城西佃户村的，听说王先生要讲“民考”，自己搬了小板凳来听。靠门口的位置站着几个士族子弟，是赵德昌派来的，名义上是“听讲”，实际是来盯着的。赵德昌自己没来，但派了族中一个叫赵文远的侄孙，坐在后排，手里攥着一卷纸，时不时往纸上记两笔。
王若虚扫了一眼讲堂，把稿子翻到第三卷第一章，开始讲。
“诸位，今日不讲《孟子》，讲一本书——我写的书。书名叫《封建民考》，考的是封建制度下百姓的活路。第一卷写田制赋税，第二卷写北地民情，今日讲第三卷——论封建等级之弊。”
他把稿子翻了一页。
“先说一个道理。贵贱非天命，乃制度。”
讲堂里安静下来。赵文远的笔停了一下，又接着写。
“什么叫天命？皇帝说是天命，士族说是天命，豪绅说是天命。天命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百姓穷，说是天命；百姓贱，说是天命；百姓饿死，说是天命。可我要问一句——天命是谁定的？是天定的，还是人定的？”
王若虚停了一下，看着讲堂里的学子。
“北宋的田制，是太祖定的。金国的签军制，是完颜阿骨打定的。士族的田产，是祖上攒的。哪一样是天定的？都是人定的。人定的东西，凭什么说改不得？”
后排几个寒门学子眼睛亮了起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就是”，被旁边的同学用胳膊肘捅了一下，缩了缩脖子，但嘴角还翘着。
“再说第二件。王朝换姓，田赋不改。”
王若虚把稿子又翻了一页。
“北宋亡了，金国来了。金国亡了呢？蒙古人来了。王朝换了一茬又一茬，可田赋改了吗？没改。北宋收十税一，金国收十税三，到了蒙古人手里，收十税五。一茬比一茬狠，可底下的百姓还是那些百姓，地还是那些地。换的是龙椅上的人，不变的是龙椅底下的人。龙椅上的人姓赵、姓完颜、姓孛儿只斤，跟百姓有什么关系？百姓交的粮，一石也没少。”
讲堂里一个年纪稍长的学子站起来，拱手问：“先生，那依您之见，王朝更替于百姓而言，毫无意义？”
王若虚看着他，点了点头。
“对百姓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北宋的百姓交税，金国的百姓也交税。南宋的百姓交税，蒙古人的百姓也交税。税是交给谁的？交给坐龙椅的。坐龙椅的拿税去干什么？养兵、修宫、打仗。打仗打的是谁？打的是百姓。百姓交税养兵，兵拿刀杀百姓。转了一圈，刀砍在百姓身上，粮从百姓嘴里抠出来，血从百姓身上流出来。”
讲堂里彻底静了。赵文远的笔停了，攥着笔杆的手有些发白。
“第三件，百姓永为耗材。”
王若虚的声音不高，但一字一字很清楚。
“什么叫耗材？就是用了就扔的东西。打仗的时候，百姓是兵源，是粮草，是民夫，填壕沟、搬石头、运粮草，死了就死了，换个地方再征一批。不打仗的时候，百姓是税源，是佃户，是矿工，种地交租、下井挖矿、织布纳赋，累死了就死了，换个人再顶上。北宋用百姓耗金国，金国用百姓耗南宋，南宋用百姓耗金国。耗来耗去，耗的都是百姓。王朝打胜了，龙椅上的人换一身龙袍；王朝打败了，龙椅上的人换一个姓。百姓呢？百姓永远是耗材，永远是那个被用完了就扔的东西。”
后排的寒门学子中，有几个人低下头，攥紧了拳头。那个刚才说“就是”的少年，眼眶有些发红。
赵文远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纸笔往桌上一搁，站起来，声音有些尖：“王先生，你这话说得太过了！什么叫王朝更替毫无意义？我大宋太祖皇帝扫平十国、一统天下，难道对百姓没有意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也是耗材？”
王若虚看着他，不急不缓。
“赵文远，我问你——仁宗在位时，你赵氏的田产有多少？”
赵文远愣了一下：“这……这跟我赵氏田产有什么关系？”
“你回答我。”
“约有一千余亩。”
“仁宗在位时，你赵氏的田租收多少？”
“约五成。”
“仁宗在位时，你赵氏佃户饿死了几个？”
赵文远的脸涨红了：“王先生，你……你总拿我赵氏说事……”
“我不是拿你赵氏说事，我是拿事实说事。仁宗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可你赵氏的佃户照样交五成租，照样有人饿死。太平是士族的太平，不是佃户的太平。仁宗是明君，可明君的天下，佃户也是耗材。”
赵文远被堵得说不出话，站在座位前，手里那卷纸攥得皱巴巴的。
门口站着的一个士族子弟插嘴道：“王先生，你口口声声说百姓是耗材，可没有士族治田、没有官府收税、没有军队守边，百姓连耗材都当不成！士族读书明理，代代相传来治理地方，官府维持秩序，军队抵御外敌——这些东西，百姓自己做得来吗？”
王若虚看了他一眼。
“你说士族读书明理、治理地方。好，我问你——潞州城外二十万亩官田，是谁种的？是你士族种的，还是百姓种的？潞州城六万一千人吃的粮，是谁打下来的？是你士族打的，还是士兵打的？潞州城的城墙，是谁修的？是你士族修的，还是民夫修的？士族读书明理，读的是圣贤书，做的是田产事。真正种地、打仗、修墙、纳税的，是百姓。百姓做完了这些，士族再来‘治理’他们——治理什么？治理怎么多收税、怎么多占田、怎么让佃户交租交到饿死？”
门口那士族子弟的脸也涨红了，嘴张了几张，说不出话来。
王若虚把稿子合上，放在讲台上，看着讲堂里所有的人。
“我知道你们听了不舒服。士族听了不舒服，是因为我说中了他们的痛处。寒门学子听了舒服，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但我要说一句——我不是替寒门骂士族，我是替活人说话。士族也好，寒门也好，谁不把百姓当耗材，谁就是好人。谁把百姓当耗材，谁就是混蛋。跟姓什么、读什么书、祖上有什么功名，没有关系。”
讲堂里安静了很久。
那个佃户村来的老汉在后排站了起来，手里攥着破棉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最后只问了一句：“王先生，你说的这些……能传出去吗？”
“能。我这本书写完，谁想抄就抄，谁想传就传。官府不禁。”
老汉听了，点了点头，把棉帽攥在手里，慢慢坐了回去。
赵文远没有再说话。他把那卷皱巴巴的纸塞进袖子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王若虚一眼。
“王先生，你说的这些话，我会如实报给族叔。”
“你报。一个字都别漏。”
赵文远走了。门口那几个士族子弟也跟着走了。讲堂里剩下寒门学子和旁听的百姓，气氛反而松快了些。一个学子站起来，拱手问：“先生，您书上说‘等分则人相食，等平则人相安’。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等平的时候，怎么相安？”
王若虚看着他，笑了一下。
“问得好。等平是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中永远有贵贱、有贫富、有强弱。但理想还是要有的。没有理想，现实就永远是烂泥潭。有了理想，哪怕做不到十分，做到三分，百姓就能少饿死几个。三分做不到，做到一分，也好过没有。”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潞州城西粥棚，军属稠粥、平民稀粥、流民清汤——这是分等。可粥棚的伙夫，常常给流民孩子多舀半勺。这半勺，就是理想。”
学子们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笑了，有人点头。
当天下午，赵德昌在赵氏宅子里见了赵文远。听完赵文远的禀报，赵德昌在堂上走了好几圈，拐杖戳得青砖地面笃笃响。
“王若虚这是要掘士族的根。”他停在堂前，转过身，“‘贵贱非天命，乃制度’——这话传出去，佃户还肯交租？矿工还肯下井？百姓还肯听话？”
“族叔，那怎么办？”
赵德昌想了想。
“去找张朔。王若虚是张朔的人，张朔管不管，一句话的事。”
傍晚时分，赵德昌到了府衙。张朔在二堂见了他。
“都头，老朽今日来，是为书院的事。”赵德昌拄着拐杖站在堂前，把赵文远记的那卷纸递上去，“王若虚在书院里公开讲什么‘贵贱非天命’‘百姓永为耗材’，这是动摇人心、煽动百姓。潞州士族听了，人心惶惶。都头若不管，士族怕是要闹。”
张朔接过纸，看了一遍。他把纸放在桌上，看着赵德昌。
“赵先生，王若虚讲的话，我听了。他说得对不对？”
赵德昌的脸色沉了沉：“都头，对不对暂且不论，可这话传出去，士族面子往哪搁？佃户听了，还肯交租？”
“佃户交租，是规矩。租额多少，也是规矩。规矩定好了，白纸黑字写着，佃户不交，按规矩办。可王若虚讲的是道理——道理讲不讲，跟规矩执不执行，是两码事。”
赵德昌急了：“都头，你这是纵容王若虚！”
张朔看着他，声音很平：“赵先生，我问你——王若虚讲的话，哪一句是假的？他说你赵氏佃户饿死了七个，这事我让人查了，是真的。他说王朝更替田赋不改，这事史书上写着，也是真的。他说百姓是耗材，这话难听，可打仗的时候征夫、征粮、征牲口，死了多少人，你比我清楚。王若虚讲了真话，你要我怎么管？管他不许讲真话？”
赵德昌被堵得说不出话，拐杖在地上戳了两下，转身走了。
张朔叫住他：“赵先生，有件事我要提醒你——王若虚在书院讲课，是官府批准的，书院是官学，讲什么由先生定。士族若觉得讲得不对，可以来辩。但要是去书院闹事，或者在背后煽动人手捣乱，我按扰乱官学办。到那时候，就不是面子的事了。”
赵德昌的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走了。
当天晚上，张朔让王七把王若虚请来。王若虚进门时，手里还攥着一卷稿子，脸上带着笑。
“都头，赵德昌来告状了？”
“来了。”
“你怎么回的？”
“我问他，你说的哪一句是假的。”
王若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都头，你不怕我把士族全得罪光了？”
“得罪光了，他们也得交租、也得纳税、也得在潞州过日子。”张朔把桌上的那卷纸推过去，“这是赵文远记的笔记，你拿回去看看，哪一句记得不对，改过来。书要出，话要讲，但别让人抓住把柄。赵德昌这种人，明着辩不过你，暗着来，防着点。”
王若虚接过笔记，翻了翻，点了点头。
“都头放心。我写书，只写实情。实情不怕辩。”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张朔叫住他。
“王先生，你那本书，写完了给我一本。”
“都头要看？”
“看。潞州城的规矩，不能光靠刀把子撑着。得有个说法。”
王若虚拱手一揖，转身走了。
正月二十，王若虚继续在书院开讲《封建民考》第三卷。讲堂里的人比昨天更多了，寒门学子、佃户百姓、匠人矿工，挤了满满一屋子。赵文远没再来，但后排靠窗的位置多了几个面生的士族子弟，是别的家族派来的。
王若虚站在讲台上，翻开稿子，接着讲。
“今日讲第三卷第二章——均田与限田。”
书声从讲堂里传出来，穿过前院的槐树梢，飘到潞州城的街巷里。城西粥棚的吴老汉听见了，拿勺子敲了敲锅沿，对排队领粥的流民说：“听听，书院里又开讲了。王先生讲的。”
流民们端着碗，竖起耳朵听了听，听不太清，只隐约听见“百姓”“田赋”“耗材”几个词。一个老汉喝了口粥，说：“王先生讲得好。百姓就是耗材，这话不假。”
旁边的人点头，低头喝粥。
潞州城的正月，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