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号，邓工进厂第十二天，把一个电话转到了江远桌上。电话是他老东家的采购部打来的。采购部的人只说了一句：邓工推荐的地方，我们信。挂了电话，邓工到办公室，把一张纸放在桌上。“两百组车用样品。”他说，“一组四十颗，十二点八度电。他们开价三点二万一组，先付三成，交期四十五天。”“他们怎么找到你的。”江远问。“我推荐了你们。”邓工说，“我在那边看了八年。他们要的不是便宜，是不出事。我那份失效分析，你们车间墙上就钉着一份，他们信这个。”江远看了他一眼。“你荐我们，赔了算谁的。”“赔了，算我眼瞎。”邓工说，“我看了你们一个月，不算瞎。”王海涛正好也在。他把三个数抄下来，笔没停。“两百组，六百四十万。”他说，“先付一百九十二万。”“成本呢。”江远问。“我算过。”王海涛说，“材料加人工，一组三点四万。两百组六百八十万。这单，亏四十万。”屋里安静了一下。走廊那头，化成柜的风扇声一直没停。“接。”江远说。“亏四十万也接？”“这四十万是门票。”江远说，“车厂的门，不买票进不去。进了门，往后一个车型一年两万组。邓工，回去告诉他们，样品我们做，只提一条：试验全按他们的标准，一项不能少。”“定金只到三成。”王海涛说，“剩下四百四十八万，要等验收完才给。这四十五天，我们净往外掏。”“掏得起。”江远说，“掏完这一笔，门就开了。开不了门，才是真赔。”邓工走后，王海涛把那张纸折起来，压在本子底下。“四十五天。”他说，“咱们那条线，通电话才一个多月。”“所以要人。”江远说，“线上的事，郝师傅担。”四月四号，郝建民立了三条新规矩，贴在车间门口。第一条，进大电池区，换鞋，戴帽。第二条，每道工序做完就记录，本子不离人。第三条，谁发现不对，立刻停，不用请示。小何把三条规矩抄了一遍，贴歪了，又撕下来重贴。“贴它干什么。”王海涛路过问了一句。“郝师傅说的。”小何说，“规矩上墙，人才记得。”三条规矩旁边，邓工又钉了一张纸，是振动台的规程。一行是扭矩，一行是漆标。四月六号，第一组电池下线，当天上了振动台。下线之前，配组是邓工亲自做的。四十颗芯，容量差控制在千分之五以内，内阻一颗一颗过。“差一颗，全组报废。”他把配组表贴在配组房门上，“这句不是我说的，是郝师傅说的。”两个小时下来，拆开一看，三颗螺栓松了，一颗垫片裂了。邓工把那颗螺栓拿在手里，没说话，走到白板前面画了个图。“光靠胶，不行。”他说，“改螺接，加尼龙减震垫。扭矩按老东家的标准锁，锁完每颗打漆标。松没松，一眼就看得出来。”减震垫是第二天从上海买回来的，尼龙的，一颗八毛。郝建民把扭矩扳手校了一遍，亲手锁了第一组，锁完一颗打一道红漆。改完再上振动台，跑八个小时。拆开，红漆一道没动。郝建民让把这一组留样，摆在工作台上，不拆。“留着干什么。”小何问。“给后来的人看。”郝建民说，“看问题是怎么没的。”第二关是针刺。钢针扎进去，全组短路。
那天夜里十一点，车间里只留了四个人。所有人都盯着测温仪，没有人说话。钢针下去的那一下，郝建民的手在记录板的边上按着，指节发白。
温升停在十一度，没有起火，没有冒烟。
郝建民把记录表拿过去，看了很久。
“材料是我们自己的，工艺是新的。”他说，“十一度。这个数，够拿出去给人看了。”
那晚散了以后，江远没走。他一个人在针刺机前面站了一会儿，摸了摸那根钢针。
针是冷的，柜子是热的。这两个东西隔一层壳，就是两条命。
第三关是低温。零下二十度的箱子里放八个小时，拿出来放电。
第一组只放出来六成三。
“不够。”江远说，“重配电解液，配方我来定。导电盐加两份，溶剂比例倒过来。”
“你有把握。”王海涛问。
“试三组，就知道。”江远说。
三组下去，第二组放出来七成。邓工在本子上写：合格线以上。
配方改到第三版，数据才稳住。江远把三组数写在一张纸上，带回办公室，钉在墙上那页旧纸旁边。
最后一关是重量。车厂要求一组不超过一百二十公斤，第一组做出来一百三十一。
“壳子换铝，减九公斤。”王海涛说，“一组贵六百。”
“换。”江远说，“一百二十二，还差两公斤。”
“支架再掏轻一点。”邓工说，“掏两公斤，强度我担着。”
铝壳是外协的，第一套开模开了二十天。王海涛去催了两回，回来跟江远说：“模具厂嫌我们量小。”
“给他加钱。”
“加了。八千。”
“模具的事你也亲自去。”江远说，“往后量大了，得让模具厂记得我们。”
支架掏完孔，邓工拿去做了强度试验，压到两吨，没变形。
最后一组上秤，一百一十八公斤半。
邓工把秤上的数抄下来，在后面画了一个勾。
四十五天里，报废了十一组，材料加人工，三十七万多。第九天烧过一组，郝建民盯着那堆黑的东西看了半天，回头只说了一句：“记录留着，怎么烧的，也要写。”
后来那份记录写了四页，钉在车间西墙，跟邓工那份失效分析挨着。
有九天，车间的灯亮到天亮。小何跟着郝师傅拧了一整夜的螺栓，第二天早上，照常去擦他的导轨。
王海涛半夜来过一回，站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来。他看见江远蹲在振动台边上，手里捏着一颗松掉的螺栓。
第二天他跟江远说：“我算了一夜，最坏的结果是四十万打了水漂，门没开。”
“门会开的。”江远说，“邓工的老东家用过他的包，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推荐来的单子，不会白来。”
“还有一样。”王海涛说，“这四十万，记在账上哪一栏。”
“单开一栏。”江远说，“栏名就叫门票。”
四月二十号，夜里的车间还开着灯。江远走到郝建民旁边，看他给一组电池打漆标。
“你上回说，要重学。”江远说，“学了这些天，怎么样。”
“学了一半。”郝建民说，“剩下一半，等样品上了车，在坏路上学。”
“这一半多久。”
“看你给不给我机会跟。”郝建民说，“验货那天，我要跟着去。”
“去。”江远说，“你眼毒。”
郝建民把漆标笔收进兜里，接着打下一颗。灯底下，红漆一点一点的，排得很直。
五月十二号，车厂来验货。
带队的高工四十多岁，自己拎着仪器箱。进门先不看人，先看检测记录，一份一份翻，翻了四十分钟。翻到第九页，他停了一下，把那一页折了个角。那一页，是第九天烧掉那组的记录。
“江总，你们的电芯，是自己做的？”
“从涂布到化成，全在嘉定。”江远说。
“电芯多少只报过废。”
“试制到今天，报废一千三百多只。”江远说，“记录都在，你要看，现在调。”
高工翻完记录，又问了一句：“减震垫，多少钱一颗。”
“八毛。”邓工说。
“螺接加尼龙垫。”高工在本子上记了一笔，“老东家的做法，你们倒是学得快。”
“学的是吃亏。”邓工说，“那颗松掉的螺栓，是我们厂赔的两千万。”
高工没接话，站起来。
“抽三组。”他说，“振动重跑，针刺重扎，低温重放。”
三组跑完，天已经黑透了。车间里站了十来个人，谁都没说话，看着高工收箱子。
“样品过了。”他说，“报告我带回去。给你们交个底——一个车型，一年两万组。一组三点二万，你们自己算。”
王海涛在纸上算，两万乘三点二万。
“六亿四。”他说。
“这只是第一个车型。”高工说，“我们手上排队的车型，还有三个。样品接收单现在签，报告后天来取。”
高工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车间东头那两条线。
“四个月。”他说，“你们这条线起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线是买的。”江远说，“慢的是手。手快了，是因为有人教得狠。”
江远把接收单铺在桌上，拿起笔。
签完他把笔放下，手在抖。
他把手压在桌面上，压了一阵，才把那页纸转过去，给王海涛和高工看。
“抖什么。”王海涛说。
“六亿四。”江远说，“我活了二十五年，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数，从我笔下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