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笔订单是三月二十号定下来的。
深圳宝安一家做白牌机的厂，姓黄的采购打电话过来，要兼容电池。诺基亚那种直板机用的，两千颗。
“十一块五。”江远在电话里说。
“十一。”
“十一块五。”
那边停了两秒。
“行。”黄采购说，“先付三成，六千九。剩下的验完货给你打。”
“可以。”
挂了电话，周维在旁边站着。
“十一块五，成本八块二。”他说，“一颗赚三块三。”
“两千颗，赚六千六。”江远说，“你去押货。”
这个客户是阿强介绍的。阿强在电话里说过一句：白牌机的电池，厂里看的是能装、能亮、能用三天。别的没人问。
电芯是从广州老冯那边拿的，八块二一颗。江远只见过他两次。一次在深圳赛格三楼，一次是他来上海收账。
货是三月二十四号下线的。车间里二十几个人分了三排，头一排贴标，中间一排点焊，最后一排装壳、锁螺丝、测电压。两千颗，做了两天半。
点焊那两台机器是二手的。第一天上午报上来一个数：报废二十六颗。一台老机器的温控坏了，焊头温度不稳，装壳以后一晃就脱。
童晓棠把那二十六颗留下来，一颗一颗量，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二十六颗，极耳虚焊，焊接温度不足。
江远说的是两个字：换掉。
那台机器是一万八千块买的二手货。换一台新的要四万。王海涛把这个数写在他那页“待办”的最下面。
出货之前抽了四十颗。童晓棠把四十颗插进测试柜，跑了半天。跑完把纸递过来，容量都对，内阻最大四十九毫欧。她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四十颗容量合格，内阻离散偏大，可出。
“能出。”她说。
“板子呢。”
“板子抽了五块，装上去能用。”
“能用是多少。”
“装上能开机，能充电。”
江远在出货单上签了字。出货单最下面加了一行：抽检四十颗，合格。
三月二十五号晚上八点，周维带着四千块现金和两个纸箱上了火车。
箱子外面缠了两道麻绳，写的是收货人的名字。他把绳子的一头系在座位底下，另一头绕在脚踝上。绿皮车，硬座，到深圳二十个小时。他上一次去深圳是三年多前一月，也是这么睡的。
到了深圳是第二天下午。
黄采购的厂在宝安一个工业区的四楼，楼下是塑胶厂，味道重。厂里三十几个人，两条组装线，做一种仿诺基亚的直板机，壳上连牌子都不印。
周维把两个箱子拆开，一颗一颗往上数。
数到第一百多颗的时候，黄采购喊了一声：“等一等。”
他手上拿着一颗，正往一台样机上装。装上去，屏亮了。他按了两下，忽然把电池取出来，换另一颗。再亮。换第三颗，屏亮了半下，黑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万用表，接在电池的两个极上，又拿出一台小负载仪，把电流往上调。
调到一点九安的时候，电池断了。屏幕底下那台样机也跟着黑了。
“过流点低了。”黄采购说，“调一下电流就断。客人打游戏打到一半关机，回头退货退我。”
周维不懂电，他只会把数记下来。
那天下午黄采购把货全拆了，一颗一颗往样机上试。试完，一千八百六十三颗装机能用。一百三十七颗，一上负载就断。
他把那个数在纸上写了一次，写错了，划掉，重写。
“一百三十七。”他把纸推给周维，“你自己看。”
周维当天晚上在厂门口用公用电话打回上海。
“出事了。”
“说。”
“一千八百六十三颗能用，一百三十七颗一上负载就断。”周维说，“黄老板要退货。”
“他怎么说的。”
“他说货他要，这一百三十七颗的钱不能算。”
“他前面付了多少。”
“六千九。”
江远在电话这头站了一会儿。车间里那盏一百瓦的灯泡在他头顶上晃，旁边一排人都不敢说话。
“你跟他说，”江远说，“一百三十七颗，按十一块五一颗，原价赔。”
“赔钱？”
“赔钱。不是换货，是退钱。”
“换货不好吗，我们再做一百三十七颗补给他。”周维说，“成本八块二一颗，一千一百二十三块四。”
“换货是我们省，他麻烦。”江远说，“他这三十几个人，工人一天三十块，返工两天就是两千。他的钱不是钱？”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那这单还赚什么。”
“你算一下。”
周维那边翻本子，翻了半天。
“两千颗一共两万三。赔一千五百七十五块五。剩两万一千四百二十四块五。材料一万六千四，运费三百二，我在深圳住八天，一天四十五，三百六。加起来一万七千零八十。”
“剩下的就是赚的。”
“四千三百四十四块五。”
“对。”江远说，“就赚这么多。你明天把钱给他，让他写一张收条，写清楚一百三十七颗，退回。”
“收条写什么。”
“写‘今收到远芯电池返修退货款一千五百七十五元五角’。”
挂了电话，江远在车间里站着没动。
王海涛从账房那边走过来。他刚才一直在旁边听。
“一千五百七十五块五。”他说，“我要说一句。”
“说。”
“你自己掏钱赔了这一百三十七颗，别家不会。”王海涛说，“以后别人知道了，会把坏的挑出来，等着你赔。”
“那我会让他先验货。”
王海涛看了他一眼。
“我在本子上记了。”他说，“三月二十八号，第一笔供货，赔一千五百七十五块五。”
“记这个干什么。”
“记着以后看。”王海涛说，“你赔出去的东西，将来要有人认。”
三月三十一号下午，黄采购往车间打了个电话。
“钱收到了。”他说，“一千五百七十五块五，一分不少。”
“还有一百三十七颗。”
“我知道，明天让人发回去。”
他停了一下。
“江老板，我做了八年采购。退货款先到账的，你是第一个。”
“应该的。”
“下一批我订五千颗。”黄采购说，“但有一条，出货前你把过流点测给我看，数写给我。”
“行。”
挂了电话，江远在纸上算了一笔。五千颗，料钱四万一千。
那天晚上十一点，江远给广州打了个电话。
老冯接的。他那头有电视的声音，还有茶杯磕在桌上的响。
“江老板。”
“冯老板，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保护板的过流点，供应商写在纸上是两点六安。”江远说，“我们退回来一百三十七颗，抽十颗，六颗在两点二以下。”
“这个事我晓得。”老冯说，“白牌市场这个东西，写的是上限，卖的是下限。”
“那我怎么办。”
“你自己测。”老冯说，“你要是不测，你就等于把你的名字交给别人写。”
江远把这句话记下来。
“还有一句。”老冯说，“我走白牌市场走了三十年，见过赚得多的，也见过赔光的。”
“你说。”
“别把身家押在一条线上。”
电话挂了。
四月二十二号晚上，外面在下雨。王海涛把三个月的账算了一遍。
一次性的：房租十三万八，车间隔间九万二，电工四万，二手贴片机八万，实验室隔断和电路八千八，测试柜四万八，另外那些仪器三万五千二，点焊机两台三万六。加起来四十七万八。
每个月的：工资五万七，水电伙食杂项一万一，料和运费三万二千七。加起来十万零七百。
三个月，七十八万零一百。
账上还剩四十一万九千九。
他把游戏线那本也拿过来，翻到五月那一页。
“五月一号起，从游戏那边每个月划六万过来，只发工资，不买料。”他说，“什么时候电池线自己能发工资，这六万我还回去。”
“记上。”江远说。
王海涛在表下面又添了一行：五月一日起，游戏线月划六万，专款发工资。
他在表最后写了一行：按每个月十万零七百算，四个月。
写完他把笔搁下。
“四个月以后呢。”周维问。
“四个月以后我告诉你。”江远说。
那天晚上他站在黑板前面。
黑板右下角，他用粉笔写了一个数：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天。从今天数到八月二十号。
童晓棠从实验室那边出来，手上拿着一张纸。她走到黑板前面，看了一眼那个数，又看了一眼那行字。
“我有句话想问你。”她说。
“你说。”
她看了一眼黑板，没有往下问。
“明天早上七点半。”她说，“你带上纸，我带上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