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一月中旬，魔都的冬天阴冷潮湿。
王景轩乘坐的航班降落在机场时，天正下着细密的小雨。
他把从香江带回来的行李箱放进出租车后备箱，拉开车门坐进去，报了双旦小区的地址。
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熟悉而又带着一丝久违的陌生，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
魔都这座城市，在他离开的这一年里又悄悄地长高了几层。
回到双旦小区，王景轩看见楼下那辆摩托车擦洗的很干净。自己从米国寄回来的行李，也已经被整齐的放在了客厅。
第二天去学校报到，他给同事们带的几样小礼物也都没有拉下，同事们收到了都很高兴。
办完手续以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副主任办公室。
他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博士论文初稿，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
这次通读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在斯坦福的十一个月，他的理论功底被霍夫曼教授反复锤炼过，那趟横穿米国的实地考察又给他的实证分析注入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重新看自己的论文，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哪些地方当初的论述还不够有力，哪些地方的逻辑链条还需要再补上一环。
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把论文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
改完之后他又通读了两遍，确认没有遗漏，把打印稿装订好放进牛皮纸档案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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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上旬的魔都终于放了晴。
王景轩骑上摩托车，沿着梧桐大道再次往黄教授家驶去，过年的时候他已经去过一次了，但是那时候人多，也就随便聊了两句。
枇杷树的叶子在冬末春初的季节里依然翠绿，树冠比去年他走的时候又茂密了一些。
黄教授早就在客厅里等着他了，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杯刚沏好的龙井。
他接过档案袋，没有急着翻开，而是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打量着王景轩。
“在斯坦福这一年，收获不小吧？”黄教授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而沉稳。
“很大。”王景轩在石凳上坐下来，端起茶杯暖了暖手，然后把自己在霍夫曼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几项核心工作简要汇报了一遍。
黄教授安静地听着，偶尔微微点头，但当王景轩说到自己那晚被两个疑似cIA的人找上门时。
黄教授虽然早就知道了，但是还是问了一句。
“他们说了什么？”
“大致是说像我这样有才华的年轻干部，在华国被边缘化太可惜了，他们可以提供平台和资源，帮我在国际学术界获得更多机会。没有明说身份，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
王景轩把当时处理的全过程简要复述了一遍。
黄教授听完，笑了笑。
“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干净。李利华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对你的评价很高。他说你从识别对方身份到向组织汇报，全程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没有半点犹豫。景轩，你知道吗，这些年我见过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有的一出国就花了眼，面对外界的拉拢和诱惑，立场动摇甚至主动投靠的都有。你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比你在斯坦福写出多好的论文更让我欣慰。”
王景轩看着眼前比自己只大了十来岁的年轻教授，有点欲言又止。他想说这都是自己作为一个华国人应该做的，但是他觉得有点空喊口号的意味，毕竟有句话叫“轻言大义者,临阵必变节”。最终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黄教授重新戴回眼镜，抽出那沓论文稿一页一页地翻看。
看到第二章新补充的文献综述部分，他微微点了点头；翻到第四章关于金岛开发区案例分析中那段关于“非正式制度”的论述时，他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许久，然后用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抬起头看着王景轩：“这个观点是你自己想到的，还是霍夫曼提示的？”
“是我跟他讨论的时候他提了一句，说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在产权保护不完善情况下起到的替代性激励作用。他说华国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西方学者缺乏第一手资料。我在金岛的经历恰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黄教授把论文合上，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沉默了片刻，然后睁开眼看着王景轩：“霍夫曼是个好导师。他帮你把视角从一个乡镇开发区的微观实践提升到了制度变迁理论的高度。你现在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跟去斯坦福之前确实不一样了。”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补了一句：“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博士毕业的水准。我这边没有什么需要你再改的了。你准备准备，今年四月安排答辩。”
王景轩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端起茶杯也喝了一口，然后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薄薄的提纲放在茶几上：“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在米国这一年，我看了一些东西，想了很多。”
他把提纲推到黄教授面前，“米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从七十年代开始，持续了二十多年。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低的人力成本和更宽松的环保监管，把大量制造业产能转移到了东亚和东南亚。结果是米国中西部那些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变成了铁锈带，几十万蓝领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结构被撕裂。而东亚承接了这些产业之后，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这个过程会永远持续下去吗？”
黄教授拿起那份提纲翻开，目光在扉页上那行标题上停住了《产业转移的长期效应与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基于米国去工业化与东亚产业承接的比较分析》。
他没有说话，只是示意王景轩继续往下说。
“我认为不会。”
王景轩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笃定，“迟早有一天，华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的人力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当我们的环保标准越来越严格，那些追求低成本的外资制造业就会寻找下一个承接地。如果我们对这个过程完全放任不管，几十年后华国也会出现自己的铁锈带。金岛开发区现在是全县的骄傲，但假如有一天那些服装厂、电子厂因为成本上升而大规模外迁，金岛的那些工人怎么办？他们还没有米国蓝领那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兜底，一旦工厂关了，他们的生计就断了。”
黄教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王景轩：“这个观点，你打算在文章里怎么展开？”
“我想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先用米国铁锈带的案例和我在底特律、匹兹堡实地考察的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长期破坏。
第二层，把这些发现放在华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里做对比分析。我们现在是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外资制造业大量涌入带来了就业、税收和Gdp增长，这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只看到好的一面，不考虑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些产业外迁之后留下的空白，到时候就会措手不及。
第三层，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不能只做‘守夜人’，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必须要有前瞻性的调控机制。在经济上行期就要开始培育替代产业，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体系，要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就开始布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黄教授听完，把那份提纲放在茶几上，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靠在藤椅上沉默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枇杷树的叶子在初春的微风里轻轻摇晃，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几声麻雀的啁啾。
然后他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看着王景轩，目光里有一种王景轩从未见过的复杂，那是惊讶、欣慰和隐隐的担忧交织在一起。
“景轩，你这篇文章的论点，在国内目前这个阶段几乎是逆潮流而动的。现在上上下下都在拼命招商引资，把外资引进来就是最大的成绩，你当年在金岛就是靠这个起家的。现在你却要写一篇文章说，光顾着引进来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几十年后产业外迁之后的应对。说实话，你的这篇文章可能不但进不了内参，还会被看作是在给改革泼冷水。”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但我支持你写。你的论点有扎实的实证基础，米国的铁锈带就在那里，底特律的废墟不会撒谎。你的政策建议也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支撑，不是拍脑袋的。正因为现在国内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所以这篇文章更有价值。你花两个月把它写好，我来帮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