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陈维正比作蚊虫。
把大英格兰帝国比作雄狮。
1984年。
中英谈判刚进入最要命的阶段。萨切尔夫人去年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摔了那一跤，全世界都看见了。铁娘子的膝盖软了，但嘴还是硬的。
英国人的策略很清楚……谈判桌上能拖就拖，舆论场上能贬就贬。
你们内地搞什么文化输出？统战工程罢了。
你们那个歌手？工具人一个。
你们整个国家？穷得叮当响，跟我们大英格兰帝国差了一百年。
这套话术，1984年的英国人玩得很溜。
因为他们手里还有筹码。
香江还没回去。
条约还没签。
所以他们有底气阴阳怪气。
……
这份报纸被人从伦敦寄到了香江。
辗转到了紫禁城饭店前台。
大年初二下午，周建国把报纸送到陈维正房间。
“陈先生，英国那边的报纸，有人专门寄过来的。”
陈维正接过来，靠在椅背上翻开。
看了三十秒。
嘴角动了一下。
“蚊虫的嗡鸣。”
他把报纸折好，放在茶几上。
“好，很好。”
周建国站在旁边没走：“陈先生，这报道……”
“他们急了。”
陈维正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紫禁城的积雪还没化，阳光照下来白得刺眼。
“1984年，中英谈判。萨切尔想保住香江，保不住就想保住面子。我在春晚上唱了那首歌，等于在全世界面前告诉所有人……香江人的心，从来就没跟英格兰人走过。”
他回过头看了周建国一眼。
“你说他们急不急？”
周建国想了想，点头。
“他们越急，说明我这张牌打得越准。”
陈维正把那份报纸拿起来，看了看那句“蚊虫的嗡鸣”。
“丘鸡儿那句话说反了。”
“雄狮是谁，蚊虫是谁，再过几年就清楚了。”
他把报纸扔进垃圾桶。
“不过现在嘛……让他们多阴阳几天。”
“等我回香江，有的是时间跟他们慢慢算。”
……
大年初二，下午三点。
央视大楼一楼接待厅。
新春茶话会。
陈维正穿了件深灰色的毛呢大衣，被周建国领进了大门。
里面的布置很简单。
几排折叠椅，一张长桌，上面摆着暖水壶和搪瓷茶杯。墙上挂着红纸金字的“新春快乐”横幅。
但坐在里面的人，一个比一个份量重。
陈维正进门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了。
他认出了几张脸。
三天前，就是这帮人，坐在会议室里拍桌子骂他“戏子”、“作风不正”。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也在。
还有那个头发花白的老革命家。
三天前他们恨不得把陈维正赶出紫禁城。
现在呢？
戴眼镜的中年人第一个站起来。
端着茶杯走过来。
“小陈！来来来，坐这边。”
态度热情得像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侄子。
陈维正心里翻了个白眼。
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
“谢谢。”
他接过茶杯，坐下了。
头发花白的老革命家从旁边的椅子上挪过来，一屁股坐到他旁边。
伸手握住他的手。
握得很紧。
久久不松。
“小陈啊，你那首歌……”
老人家的眼眶又红了。
“我听了三遍。初一早上起来让秘书给我放录音，又听了三遍。”
“他说万岁只尊人民……这句词，是你自己写的？”
“是。”陈维正脸不红心不跳。
“写得好。”
老人家拍了拍他的手背。
“真好。”
那只手上全是老年斑，骨节粗大，指甲都是灰黄色的。
但力气很大。
拍在手背上，带着一种几十年风雨磨出来的分量。
陈维正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很烫。
他一口闷了。
旁边又围过来三四个人。
有人敬茶，有人握手，有人拍肩膀。
“小陈，以后常来！”
“年轻人，好样的！”
“你那个嗓子，了不得啊！”
三天前：“滚出去！”
今天：“常来坐坐！”
陈维正混了那么多年，见过的变脸比翻书还快。
他没有任何不适。
甚至觉得挺正常。
人嘛，都是看结果说话的。
你唱砸了，你就是戏子。
你唱炸了，你就是艺术家。
古今中外，一个道理。
但有一个瞬间，他心里确实动了一下。
是那个老革命家说“写得好”的时候。
这三个字。
比他在香江赚的所有钱加在一起，都让人舒服。
因为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不是钱能买的。
是一个走过雪山草地的人，对一个后辈的认可。
陈维正把茶杯放下，冲老人家微微点了下头。
“谢谢您。”
这三个字说得很认真。
……
茶话会结束。
陈维正回到饭店，洗了个澡。
大年初二的晚上九点半。
外面又开始飘雪了。
房间里暖气烧得很足，他只穿了件白衬衫，坐在桌前翻笔记本。
笔记本上列着回港之后要办的事。
正翻着，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
陈维正伸手拿起听筒。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正当陈维正以为打错电话，准备挂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
带着武汉口音。
声音在抖。
“阿正……是你吗？”
陈维正的手停了。
“你……你过得好吗？”
女人的声音都哽咽了。
这一道声音，如同一倒闪电，让陈维正脑子里炸开了一道白光。
画面像洪水一样涌过来。
1979年。武汉。
省文艺汇演的后台。
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穿着练功服，满头是汗，对着他笑。
笑得露出一颗小虎牙。
“你弹得真好听。”
1980年。
两个人开始通信。
他在广州，她在武汉。
信纸上的字迹从生疏到熟悉，从客气到亲昵。
她在信里画小人，画他弹琴的样子。
画得很丑，但每一封他都留着。
1981年。
他去武汉看她演出。
《春江花月夜》。
她在台上跳，他在台下看。
散场之后两个人在东湖边走了一晚上。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说了。
1982年。
他决定南下香江。
临走那天，她来送他。
在火车站。
人很多，很吵。
她没哭。
只是把一封信塞进他衣兜里。
然后转身走了。
走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