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蹲在警戒线里侧，戴着手套的两根手指按在水泥地上一小片深色印子里，然后抬起手，送到鼻子底下。
雨丝斜着落在他后颈上。他没戴帽子，也没有接陈浩举过来的那把伞。
“沈哥？”
他没应声，又闻了一次。
机油。
不是雨水泡出来的油污，也不是楼下车位渗出来的那种陈年积垢。那味道很新，带一点点辛。从楼体延伸出去的血迹被雨水冲得越来越淡，可这片印子不淡，它压在血迹底下，被血盖住一半，边缘还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它先在这儿，人后落下来的。
“取样。”沈墨说。
“啊？”
“地上这一片，让技术科取样。”他站起身，把手套摘下来翻过去装进物证袋，“单独编号。”
陈浩低头看了看那摊被雨泡着的东西，又抬头看看沈墨，没敢问为什么。他跟着沈墨两年了，知道这位沈哥不解释。他掏出笔记本记下来，笔尖在被雨打湿的纸页上洇出一个墨团。
警戒线外站了一圈打伞的人。有人说跳楼，有人说自杀，有人压低嗓子说是个老头子，一个人住，好久没见着人下来了。声音被雨压得糊成一片。
沈墨抬头，往上看。
十八层。阳台的玻璃门开着一条缝，白色的纱帘被风吸出来又吹回去，一下，又一下。
他在这儿站了十来分钟了，深色夹克的肩膀已经湿透，贴在身上。陈浩把伞往他那边又送了送，他没接。
“法医怎么说。”
“从十八楼坠落，一次落地，没有二次撞击。”陈浩说，“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
凌晨两点到四点。
雨是三点多下起来的。沈墨记得，他昨晚在办公室加班到两点半，出楼的时候地是干的。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确认了。”陈浩翻笔记本，“张建军，男，五十八岁。退休警察，十五年前从市局刑侦支队退的。独居。邻居说他深居简出，很少跟人来往。”
沈墨的目光从阳台上收回来。
十五年前退休。他心算了一下。
四十三。
刑侦支队的人，四十三岁办退休，这不常见。要么身体出了问题，要么是别的什么问题。
他在支队干了五年，从来没听过张建军这个名字。不过十五年前他还在上初中，不知道也正常。
“报警的是谁。”
“早上出摊的，六点多推着车过来看见的。”陈浩顿了顿，“沈哥，我刚问了一楼那户。她说这几天夜里，十八楼那家的灯一直亮着，亮到天光。她起夜的时候抬头看过两回。”
“几天。”
“她说至少三天。”
沈墨点了点头，没说话。
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连着三天不关灯。
“自杀还是他杀。”
“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初步倾向自杀。”陈浩顿了一下，像是在挑词，“不过……”
“不过什么。”
陈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证物袋递过来。
袋子里是一张照片，边角被血浸透了一块，颜色发黑。照片上是一栋老式别墅，红砖外墙，欧式尖顶，门前一棵梧桐树，树冠大得压住了半个屋檐。
“死者手里攥着的。”陈浩说，“法医掰了两次才掰开。”
陈浩递袋子的时候，手背上有一层薄汗，雨水冲不掉的那种。他刚才在担架边上站过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嘴唇是白的。入行两年，他见过的尸体不超过十具，还没有一具是从十八楼下来的。
沈墨没提这个。他自己第一年也吐过，吐完蹲在楼道里抽了半包烟。这种事说破了没用，只能自己熬。
他把袋子转了个面。
照片背面，圆珠笔写的三个字，笔画很重，最后一笔顿出一个小坑。
“对不起。”
沈墨没说话。
雨声里，他听见自己太阳穴那里跳了一下。
这栋别墅他认识。江城老城区的老刑警，没有一个不认识这栋别墅。
档案室最里面那一排铁皮柜，倒数第三格，一个牛皮纸箱，标签上写着陆家灭门案。他入行第一年翻过一次。厚得像块砖，翻完他在那间地下室坐了很久没站起来。
不是因为照片有多惨。
是因为那些卷宗里，有太多地方对不上。
“沈哥？”陈浩见他不动，小心地问，“你认识这地方？”
沈墨把证物袋还给他。
雨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滑过眉骨，在下巴上聚成一滴，掉下去。
“上楼。”
十八楼，1802。
房门敞着，两个技术员在屋里忙。沈墨套上鞋套走进去。
两居室，不大。旧沙发的皮面裂开好几道口子，里面发黄的海绵翻出来。电视是那种带天线的老式大屁股，屏幕上蒙着一层灰，灰上有几道手指擦过的痕迹。空气里有霉味，还有一股独居老人特有的、说不上来是药还是别的什么的味道。
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半缸茶,茶叶梗竖着泡开了，水面上浮着一层细渣。旁边一副老花镜，镜腿用透明胶缠过。
沈墨看了那副眼镜两秒。
一个准备跳楼的人，会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好吗。
墙上挂着几张照片，相框边角磨得发白。他走近了看。
最大的那张是集体照，一群穿警服的年轻人站在市局老办公楼前，笑得很用力。老办公楼十年前就拆了，现在那地方是个商业广场。警服还是老款式，肩章的样子跟现在不一样。
他在人群边缘找到了张建军。那时候的张建军很瘦，颧骨突出，眼睛不大，站在队伍最边上，笑得有点拘谨，像是被人硬拉进来的。
跟楼下那具摔得看不出人形的东西，完全是两个人。
沈墨的目光往旁边挪了半寸，然后停住了。
站在张建军旁边的那个人，手搭在张建军肩膀上，笑得很敞亮。三十出头，警服笔挺，站得笔直，下巴微微抬着。
沈建国。
他父亲。
沈墨站在那里，听见屋外雨点砸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很响。
父亲从来没提过张建军这个人。
或者说，父亲从来没跟他提过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事。
“沈哥，你看这个。”
陈浩的声音从书房传出来。
沈墨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压下去，转身走了过去。
书房只有七八平米，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转身都嫌挤。
现在这七八平米乱得下不去脚。
书架上的书被抽出来扔了一地，有几本翻开扣在桌上，书脊朝天。抽屉全部拉到底，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堆在椅子上。地上散着撕碎的纸片，大的有巴掌，小的只剩指甲盖。
“有人翻过。”沈墨说。
“可门窗都没被撬的痕迹啊。”陈浩挠头。
“那就是他自己翻的。”沈墨蹲下去，“或者，来的人有钥匙。”
陈浩没接话。
沈墨一张一张过地上的纸。水电费单据，退休证复印件，体检报告，几张过期的超市小票。都是没用的东西。
他站起来，看书架。
书架五格，四格塞满了，第三格空着。空的那一格积了灰，灰上有一块干净的长方形，两拃长，一拃宽，边缘很齐。
有东西在那儿放了很多年，前不久被拿走了。
“这儿原来放的什么。”
陈浩看了看：“……盒子？”
“或者本子。”沈墨用手比了一下那个长方形，“摞起来的本子。”
在书架底下的墙角，他捏起一片稍厚的纸。
牛皮纸，撕口很毛，是硬扯开的。
他把周围能找到的同色碎片都捡起来，在写字台上一片一片对。对了三分钟，字迹拼出来了。
“张建军 亲启”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被撕成了三截，拼完是这么几个字：
“关于红楼案的真相”
沈墨的手停在那儿。
红楼案。
又是红楼案。
“沈哥，怎么了？”陈浩凑过来，看清了那行字，脸色变了，“红楼案？那不是二十年前那个……”
“嗯。”沈墨把碎片一片一片收进证物袋，站起来，“地上这些纸，全带回去。撕碎的单独装。”
“可李队说这案子初步定性自杀，不用……”
“我说要带。”
陈浩张了张嘴。
“有问题我担着。”沈墨说。
陈浩没再说什么。他跟着沈墨这么久，知道这位沈哥一旦认准了什么，九头牛拉不回来。上回追一个贩毒的团伙，沈墨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在抓捕现场差点让人捅穿了。事后李队把他堵在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钟头，他就站在那儿听，一句嘴都没还，第二天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沈墨走到阳台边上。
护栏是老式的水泥栏杆，加了后装的不锈钢管，齐胸高。他在栏杆前站了一会儿，两手撑上去试了试。
一米二以上。
他今年二十八，一米八三，翻这个要费点劲。
一个五十八岁的人，一个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好的人，要怎么翻过去？
楼下那片血迹又被冲淡了一层。再过一会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傍晚雨停了。
沈墨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桌上摊着张建军案的全部材料。他看了三遍，每个细节都能背下来。疑点没有变少，反倒越滚越多。
第一，法医报告写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挣扎或者被束缚的痕迹。指甲缝干净，手腕没有勒痕。这意味着他是自己翻过去的。
可一个自己翻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在临死前死死攥着一张二十年前的照片？攥到法医掰了两次才掰开。
第二，那封信。
技术科把碎片拼完了。信封是完整的，里面的信纸也是完整的。
信纸上什么都没有。
一张白纸。
有人在张建军死前，把信的内容取走了，然后把空信封和空信纸撕碎，扔回书房地上。
不对。
沈墨把这个念头往回倒了一遍。
如果是外人来取，取走就走了，何必再撕？撕碎、扔在地上，是做给人看的。做给谁看？
或者，撕的人就是张建军自己。他撕掉的，是自己本来要留下的那张纸。
第三，也是最让他坐不住的一点。
他调了当年的办案人员名单。张建军和沈建国确实是同期，两个人都参与过红楼案的外围调查。但在正式卷宗的主要办案人员那一栏里，两个名字，一个都没有。
他们在那个案子里到底干了什么。
沈墨在系统里输入案件名称。
条目出来了：陆家灭门案。结案。后面跟着一行小字，纸质卷宗，未数字化。
他点进去。附件栏是空的。
二十年前的案子，全市的老案子都是这个待遇，倒也不奇怪。但他还是把手指在鼠标上按了很久。
他拿起座机打给技术科。
“上午明珠小区取的那份油样，什么时候能出。”
“排队呢。”那头打了个哈欠，“这星期你就别想了，命案优先。”
“这就是命案。”
“定性了吗？”
沈墨没答。
“沈队，”那头的语气软了一点，“定性了我给你插队。”
他挂了电话。
咚咚咚。
“进。”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刑侦支队副队长李德明。五十出头，身板厚实，国字脸。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着精神得很。
李德明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父亲当年的老搭档。沈墨从小叫他李叔。
“还没走？”李德明走到桌边，目光在摊开的材料上扫了一圈，“张建军的案子？”
“嗯。”
“听说你让技术科把现场的东西全拉回来了。”
“有几个疑点要核。”
李德明没接话。他在沈墨对面坐下，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沈墨注意到了。李叔坐下的时候从来不这样。李叔坐下是往后一靠，两条腿岔开，手随便搭着。
“小墨，”李德明开口了，“这案子初步定性是自杀，你没必要太较真。”
“李叔，死者手里攥着红楼案的照片。书房里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关于红楼案的真相，内容被人拿走了。”沈墨抬起头，直视着他，“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李德明的眼神动了一下。
很快，一瞬间，随即恢复正常。
但沈墨看见了。
“红楼案早就结了。”李德明说，“二十年前的事，翻出来有什么意义。”
“如果当年的结论是错的呢。”
“沈墨。”
李德明的声音提上去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
“我知道你能力强，破案心切。但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听我一句劝，这案子按自杀结，别再往下查。”
沈墨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认识李德明二十多年。父亲去世以后，是李叔帮他们母子办的后事；是李叔每个月往母亲手里塞信封；是李叔资助他念完了警校；是李叔把他招进的刑侦支队。
在他心里，李叔就是第二个父亲。
可现在，他从这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上，看见了一点陌生的东西。
“李叔，”沈墨慢慢开口，“我爸当年，是不是也参与过红楼案的调查。”
李德明的身体僵了一下。
“你……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在张建军家里看见了一张老照片。我爸和他站在一起，我爸的手搭在他肩膀上。”沈墨盯着他，“而且我记得，我爸出事之前那段时间，一直在查什么东西。他笔记本上写着两个字。”
李德明的脸色变了。
“红楼。”沈墨说。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李德明张了张嘴，喉咙里有个音节没出来。他最后什么也没说，站起身，走到门口。
“小墨。”
他停下，背对着沈墨。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比知道好。”
门轻轻带上了。
沈墨坐在原地，很久没动。
李叔说的是“不知道比知道好”。
不是“没有这回事”，不是“你想多了”。
是“不知道比知道好”。
那就是有。
十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下雨的晚上。
那年他十五。母亲做了红烧肉，是父亲最爱吃的。香味从厨房飘满整个屋子，他坐在客厅写作业，隔一会儿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
七点。七点半。八点。
父亲没回来。
母亲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她开始在客厅里来回走，手里那块抹布拧了又拧，拧得能滴出水。他说没事，可能加班，心里其实也发慌。
九点，门铃响了。
他跑去开门，以为是父亲。
门外站着两个穿警服的陌生人。其中一个眼眶是红的。
“沈墨是吧？”另一个问，“你妈妈在家吗？”
然后他听到了那句话。执行任务途中遭遇车祸，当场身亡。
因公殉职。
这是官方的说法。
沈墨从来没信过。
出事前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很晚才回家，有时候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关就是半宿。有一次他趴在门缝上看，只来得及瞥见摊开的笔记本上有两个字。
红楼。
父亲那天回过头，第一次对他发了火。
十三年了。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子从十八楼掉下来，手里攥着一张二十年前的照片，背面写着三个字。
沈墨站起身，走到窗边。
雨后的空气很干净，带一点泥腥味。街上的积水映着霓虹，红一块绿一块。
他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当警察，就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那时候他小，不太懂。
现在他懂了。真相这个东西，是有重量的。
同一时刻，江城国际机场。
一架从旧金山飞来的航班落地，滑行了很久才停稳。
舷梯放下，乘客鱼贯而出。人群里有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年轻女子，身形很瘦，长发到腰。她的五官精致得有点不真实，但让人记住的不是这个。
是她的眼睛。
浅褐色，很静。静得像一口不动的井。
她拖着一只黑色行李箱穿过接机大厅。周围的人行色匆匆，有人打电话，有人举着牌子踮脚张望，有人在出租车排队区吵起来了。广播在报航班信息，报了两遍。
她一样都没往心里去。
出口外面，江城的夜色铺开在眼前。
二十年了。
这座城市变了很多。楼比以前高，路比以前宽，到处是霓虹和LEd屏。
但有些东西不会变。
比如那些人的罪。
比如她心里那点东西。
她的嘴角往上牵了一下，牵得很浅。
“江城，我回来了。”
声音很轻，风一吹就散了。
苏念，或者说陆晚晴，回到了这座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面前。司机下车替她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她坐进后座，从风衣内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不是手机，是一个小本子，牛皮封面，边角磨得起了毛。
她翻开，翻到中间一页。那一页上写满了名字，密密麻麻，有些被红笔划掉了，有些旁边标着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车子驶离机场，汇入车流。
她的手指从第一个名字开始，一个一个往下移。
移到第四个，停住了。
那三个字下面压着一道铅笔线，是很多年前划的，铅粉都快蹭没了。
张建军。
窗外霓虹一格一格扫过她的脸。
“该从你开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