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意将写好的两篇文章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字和逾越之词。
这才将这两篇誊抄于答卷之上，等待笔墨干透。
做完这一切她拿起一块许云琴准备的参片糕，慢慢地嚼着，补充着消耗的体力。
清甜软糯的口感在舌尖化开，带着一丝人参特有的微苦回甘，顺着喉咙滑下，让原本因高度专注而有些干涸的身体重新焕发了生机。
吃完糕点，她将目光移向考卷的第三部分，五经题。
《易》、《书》、《诗》各一道，这是死记硬背的重灾区，也是最考验考生经学功底的地方。
许多考生即便能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面对刁钻的考题，也常常不知如何下笔。
宁意却很放松。
赵秀才那几大箱子的资料可不是白看的，她早就把历年乡试五经题的出题套路摸了个一清二楚。
第一道是《易》经题：“以《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论君臣相得之道。”
这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出自《易经·乾卦》第五爻，是描述事物发展至鼎盛阶段的象征，蕴含着积极进取、机遇与贵人相助的智慧。
而这题，让论述在此基础上，论君臣相得之道。
常规的答法，无非是论述君王如“飞龙”，臣子如“大人”。
君明臣贤，天下大治。
赞美之词能写上一大篇。
但宁意不打算这么写。
真正的君臣之道，不是单方面的仰望和服从，而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合作关系。
“关键在于‘利见’二字。”宁意在心中默念。
利者，有利，有益也。
见者，出现，被看见也。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龙在天上飞得有多高，而是龙在天上，恰好能看见地上的那个‘大人’，并且这种‘看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君臣之间，需要一个能够互相发现、互相成就的机制。
思路一通，下笔便如有神。
她破题道：“乾龙在天，德被四海；大人在野，才济苍生。”
“二者之遇，非偶然也，乃‘利见’之功。”
“所谓‘利见’，于君，在有识人之明；于臣，在有待时之智；于天下，在有通达之途。”
紧接着，她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论君王之“识”。
一个英明的君主，不能只坐在深宫里等待贤臣上门，而应主动建立和完善选拔人才的制度。
她将科举制比作“广开龙门”，让天下的“鲤鱼”都有机会“一跃而登天”。
同时，还提出要建立官员的考核与举荐制度，让“大人”能够被发现，而不是被埋没。
特殊时期，更应开恩科，且不拘于形式。
如，有人在农桑一事上更有建树，但于学问上太差，那便可将此人着重去伺农桑。
第二，论臣子之“待”。
她认为，贤臣的“待”，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准备。
要在其位，谋其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让自己“值得被看见”。
真正的贤才，其能力和声望，自然会吸引君王的注意。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论“通达之途”。
她指出，君臣之间需要有顺畅的沟通渠道。
她批评了朝堂之上报喜不报忧、壅塞言路的弊病，提出要广开言路，鼓励直谏，让君王能听到真话，让臣子敢于说真话。
只有这样，君臣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信任与合作，“飞龙”与“大人”才能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天下这架马车前行。
写完这篇，宁意自己都觉得畅快。
她把一个玄之又玄的卜辞，彻底变成了一份关于“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性报告。
接着是第二道《书》经题：“《尚书·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解此言于为政之要。”
这道题，更是直接撞在了宁意的枪口上。
“天意”即“民意”。这不就是她一直以来给陆文臻灌输的核心思想吗？
她毫不客气地将“民为邦本”的理念，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阐发。
“天道高远，其意难问。然圣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乃知天意非在虚无缥缈间，而在万民悲欢离合中。”
她论述道，所谓的“天聪明”，就是指上天能看到、听到世间的一切。
而这种全知的能力，正是通过天下万民的眼睛和耳朵来实现的。
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官员清廉不清廉，社会公平不公平，这些就是“天”在看、在听的内容。
而“天明畏”，则是指上天的威严，是通过万民的力量来体现的。
当百姓安居乐业，万众归心，这便是上天对君王德政的肯定，是最大的“明威”。
反之，若是民怨沸腾，揭竿而起，那便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是君王失去“天命”的征兆。
因此，为政之要，就在于“敬民”。
敬民之所欲，解民之所苦。
要将百姓的诉求，当作上天的旨意来对待；要将百姓的怨恨，当作上天的警示来畏惧。
她最后写下结语：“故为政者，不必日日祭天问卜，只需时时俯首问民。”
“民心安，则天心顺；民心乱，则天意变。此乃万古不易之理。”
若是这文章能流传出去，怕是要被那一帮子卫道士骂成“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但在如今这个风雨飘摇、急需变革的时代，这却是一剂不得不喝的猛药。
宁意写完，甚至能想象到，那些古板的考官看到这里时，会是怎样一副又惊又怒，却又无法反驳的表情。
最后一道是《诗》经题：“《诗·大雅·文王》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论德治与法治之辩。”
宁意揉了揉有些僵硬的脖颈，眼神变得幽深。
这道题，若是答得太正统，便流于平庸；若是答得太法家，又会被视为刻薄。
唯有融合。
打好腹稿后，宁意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了起来。
“德者，国之魂也；法者，国之体也。魂体相依，方为人。德法相济，方为国。”
她将“德”比作国家的精神追求和道德高线，将“法”比作国家运行的骨架和行为底线。
“修厥德”，对于君王而言，不仅仅是修养自身的品行，更重要的，是“聿修”——也就是建立、完善国家的法度。
用良法来引导人向善，用严刑来惩戒人为恶。
当法律能够彰显公平正义，当社会能够奖善罚恶，人心自然向德，整个国家的“德行”也就随之提升了。
所以，“德治”与“法治”并非对立，而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法治”是“德治”的基础和保障，“德治”是“法治”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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