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的时候，膳堂里热闹得很。今天人多，排队的长龙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口。王启年挤在最前头，端着四个人的餐盘往回挤，一边挤一边喊：“让让让让！油！油！”
好不容易挤到座位，他把餐盘往桌上一放，长舒一口气：“累死我了！这队伍，比我家铺子门口排队买东西的人还多！”
方运接过餐盘，说了声谢。林焱也道了谢，低头吃饭。今天的菜是白菜炖豆腐，油水不多，但热乎，就着糙米饭也香。
旁边那桌坐着几个甲字斋舍的师兄，正在高声议论。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的。
“……王大人今天来了？说了要务实”
“他那路子，谁不知道？”
“啧，务实务实，嘴上说说容易，真写起来，哪那么好写……”
“可不是嘛。我昨儿写了一篇赋税的，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你说怎么改？动了谁的奶酪？谁会反对？这哪是写文章，这是当官啊！”
几个人都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无奈。
林焱夹了块豆腐，慢慢嚼着。那几个师兄的话，他听进心里了。是啊，写策论容易，写实在的策论难。真要写“谁会反对、怎么说服”，就得懂人心，懂利益，懂那些藏在奏折背后的弯弯绕绕。
“想什么呢？”方运看他出神。
“没什么。”林焱回过神，继续吃饭。
吃完饭回斋舍，林焱躺下午休了一会儿。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索性起来，坐到书桌前，铺开纸，磨好墨，开始写策论。
题目他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写赋税，江南赋税，这是他最熟悉的方向。他见过那些织户，见过那些农人，知道一匹丝卖多少钱，一亩田交多少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材料。
他写得慢，一边写一边想。写到“何以轻赋而民不困，何以重赋而国用足”的时候，卡住了。他咬着笔杆，盯着那几个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写不下去了？”陈景然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林焱抬头，陈景然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他身后，正看着他的稿纸。
“嗯。”林焱承认，“写到这儿，不知道怎么往下接。”
陈景然看了片刻，说：“你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把‘轻赋’和‘重赋’对立起来了。”陈景然指着稿纸，“但实际上，轻重不是关键，关键是税怎么收、收上来的钱怎么用。你前面写的那些整顿盐税、清理隐田，都是办法。但你没写，谁反对？为什么反对？怎么让他们不反对？”
林焱愣了愣，盯着稿纸，慢慢琢磨他这番话。
“今天说的，‘谁会反对、怎么说服’，就是这个意思。”陈景然说，“你光写办法不行，还得写怎么推行。推行不下去的办法，写得再好也没用。”
林焱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懂了。”
“慢慢写。”陈景然回到自己座位上，“写完我帮你看看。”
林焱重新拿起笔，这回写得顺了些。他把陈景然的话揉进去，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段，论阻力。写盐商反对怎么办，写豪强反对怎么办，写那些既得利益者怎么对付。写完一看，比刚才那版厚实多了。
“不错。”陈景然看了，难得点了点头。
林焱长舒一口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太阳已经偏西了，竹林里光影斑驳，风一吹，哗啦啦响。
离乡试，还有九十九天。
晚上，四个人各自看书。王启年翻他那本《礼记》，翻得哗啦哗啦响，嘴里念念有词。方运在看《尚书》，眉头紧皱，像是遇到什么难题。陈景然临帖，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刻的。林焱把白天写的策论又改了一遍，改得满纸都是涂改的痕迹。
戌时初刻，打更的梆子声响了。门房老吴来敲门：“落锁了落锁了！各位公子早点歇息！”
王启年合上书，打了个哈欠：“困了困了，睡觉睡觉。”
方运也合上书，揉了揉眼睛。
林焱把稿纸收好，吹灭油灯，躺到床上。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在屋顶上，白白的。他闭上眼，脑子里还在想那篇策论，还能不能再改改？是不是有些地方说得太绝对了？明天给周夫子看看？
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他还在写策论，写不完，怎么也写不完。墨汁洒了，卷子污了，考官瞪着他……他猛地惊醒，满头大汗。
窗外，天还没亮。王启年的呼噜声依旧响亮。
林焱翻了个身，闭上眼，这回是真的睡着了。
...
四月中旬的天，渐渐热起来了。
书院里的槐花开得正盛，一串串白的黄的小花挂满枝头，风一吹，香气飘得到处都是。竹林里的鸟叫得更欢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叽叽喳喳，吵得人想多睡会儿都不行。
林焱这些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卯时起床，辰时上课，午时吃饭，未时自修，酉时晚课，戌时落锁。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策论，写得手都快抽筋了。
山长那“每周两篇策论”的要求，可不是闹着玩的。头一周林焱交了两篇，一篇写赋税，一篇写吏治，写得满头大汗。山长批改得也细，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哪里该展开，哪里该收住，批得密密麻麻的。
这天下午，林焱和陈景然正在斋舍里看书，书童来敲门：“陈公子，林公子，山长请你们过去。”
两人对视一眼，放下书，跟着书童往后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