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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义则对于土肥原贤二的到来很重视。他看重的倒不是土肥原本人,而是土肥原的老师坂西利八郎——日本在华特务的开山大佬,资历摆在那里,白川必须给这个面子。

负责接待土肥原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大佐河本大作。他1926年才到东北,职级比板垣征四郎高——板垣是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中佐军衔。河本这位板垣的上级前辈,一到东北就对板垣近十年毫无进展的渗透表示了不满。然后他准备给板垣露一手——让自己的手下去收买一些妓女。

河本在华北跟过坂西利八郎,亲眼见过坂西是怎么用妓女当眼线的。那些散在城镇楼子里的女人,搜集往来商旅和底层军官的零碎情报,比任何军事侦察都管用。现在到了东北,河本手上没有坂西留下的暗线可以调动,但他有现成的样板可以抄。之前胡三喜在哈尔滨认识的小桃红,她见到的日本人,就是河本的手下。

小桃红被胡三喜带到苏美洋之后,遵守诺言把所有钱都给了胡三喜。胡三喜去帮她办手续,结果卡住了——她不是胡三喜的家属。没有他的担保,小桃红的身份审核格外严格。

胡三喜的两个名额换了两样东西:一套房子,外加给小桃红换了一个调度室的工作。但跟韩三炮给老娘和妹子安排工作不一样——人家直接跟人事科说,这是我老娘和妹子。郭老西儿跟人事科说赛春红是自己的老婆。这是直接把身份的责任背上了。小桃红是胡三喜的什么人呢?胡三喜只能跟人事科说是相好。他可不敢瞎编——身份作假,两个人的嫌疑都得拉满,连他老婆孩子都可能受牵连。

在苏美洋人事科,“相好”这个关系并不稀罕。赛春红和小桃红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个例。但“相好”是审核最严格的那一档——这关系比邻居还不靠谱,风险太高了。没办法,小桃红只能去住建局的工地,当临时工。

苏美洋住建局下属工程队的临时工,是所有人的“实习考察期”。只要想进苏美洋,都得过这一道。但人和人是有区别的。韩老太太当临时工的时候,因为有三炮在,她只干给工人熬汤水这种活儿;韩家小妹更是只需要帮老太太烧火,劈柴都不用。而且俩人干的时间很短,三炮有了名额直接就走了。赛春红那种更是走程序——在工地洗衣服做饭干了仨月,直接就去新岗位了。老娘、妹妹、老婆这种关系,一旦出事,本人跑不了也甩不脱,所以审核快,干活儿也轻。

相好可不一样,今天是相好,明天就能分手。所以小桃红的审核期被拉得特别长。她在工地干的是最底层小工:筛沙子、洗石子、活灰,全是重体力活儿。她以前在楼子里就没怎么干过活儿,手生,干得慢,赚得就少。头三个月按天结算,吃饭和住宿都要从工钱里扣一部分。扣完住宿钱,她连饭都吃不饱。但她没想过再去找胡三喜伸手——进了苏美洋之后,他跟自己之间那层“露水夫妻”的关系已经淡成了一层薄纸。人家帮她走到这一步,够了。再去找他,就是把自己最后那点体面也踩在脚底下。她不想那样。

但她依然觉得有希望。她明白,要是苏美洋什么不明不白的人都能随便进,那自己所期盼的安全就无从说起。审核严是应该的。只要自己撑到审核结束,调度室的工作就能让她体面地活下去。筛沙子吃不饱,那就先想别的办法吃饱。撑过这一段就好了,调度室的位子还在等着自己。

然后就有男人摸到了她的门前。小桃红在楼子里待了快十年,她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但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得吃饭。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就干一阵子。等审核过了,调度室的工作能让她体面地活下去,到那时候就再也不干了。她还给自己攒了一小笔钱——每次接完活,她都会把工钱的大半塞进枕头芯子里。等攒够了三个月的饭钱,她就不用再半掩门了。她在心里给自己画了一条线,而且她很笃定,自己一定能守住这条线。她这辈子踩过无数条线,没有一次守住过。但这一次不一样。调度室的位子在等她,那是她凭本事进去的。她不是谁的相好,不是楼子里的红倌人,不是工地上的临时工。她是陶桃,苏美洋调度室的人——等审核过了,她就能跟所有人这么介绍自己。为了那一天,她会守住。

工地上半掩门的事不少。小桃红打算先干一阵当过渡;还有不少跟她差不多出身的,直接把这当成了主业来干。干呗,总得活着,总得往前看。这一干,没几天就出事了。

那天来了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进门的时候气势汹汹,像个来兴师问罪的债主。结果一看到小桃红的脸,他愣了一下——她比他想象的漂亮太多了。男人的眼里闪过一丝犹豫,紧接着换成了另一种东西。他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任务不急,今晚先“吃”完,明天再动手也不迟。然后男人开始脱衣服。小桃红没太在意,她见过的男人太多了。直到这家伙脱了裤子,露出大腿上的纹身。那纹身她认识——般若。源自日本平安时代传说,是女性怨灵化成的恶鬼面具。她在楼子里见过,那个日本商人腿上就有一个。

她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个男人是来杀她的。不会有别的可能——日本人不会派一个腿上纹着般若的人来照顾她的生意。他刚才犹豫的那一下,不是怀疑她的身份,是在想先杀还是先“吃”。恐惧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愣住。她把床头的煤油灯往地上一扫,趁男人被碎玻璃分了神的当口,撞开门就跑了出去。

小桃红是幸运的。日本人追出来的时候,正好撞上巡逻的韩三炮。俩人都被抓了,送到了审讯室。值班的人是包达。这个日本人,还真是来杀小桃红的——她黑了日本人的钱。但特务见到她之后改了主意,然后栽在了这条邪念上。胡三喜被提到审讯室的时候,血都凉了。小桃红是日本人的线人?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想好了。

包达也有点挠头。小桃红确实收了日本人的钱,也答应了给他们办事——这一点她自己认了。但她收了钱之后,反手把日本人给坑了,拿着定金赎了身跟胡三喜跑了。这算什么?到底算不算线人?这女人说的是不是实话?包达画魂儿了,把情况上报给了陆景澄。

陆景澄大半夜被叫起来。他依旧板着一张死人脸,看不出什么情绪。进了审讯室,他看了看小桃红,又看了看胡三喜,没说话。过了几分钟,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几张纸交给陆景澄。陆景澄冲那人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这是给陈默面子——汗青堂的人帮他查了,他道一声谢。然后他开始仔细地看那几张纸。

小桃红的瞳孔缩了一下。送文件的这个人,她见过,在工地——一个话很少、只知道闷头干活儿的汉子。她一直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工人,力气大、不偷懒、不跟人聊天。现在她明白了,他从来不闲聊,是因为他的耳朵一直在听。她后背渗出冷汗——自己跟隔壁工棚的姐妹抱怨吃不饱、骂调度室审核太慢,那些话他是不是都记下来了。

小桃红想的八九不离十。那个男人是陈默手下的汗青堂暗桩。他递上来的报告里,没有结论,没有推测,只有记录:某月某日,目标与邻棚某人交谈,抱怨审核太慢;某月某日,有人夜间进入目标住所,逗留若干时间后离开;某月某日,目标与某人发生口角。每一条都精确到时辰,每一条都能交叉印证。如果小桃红今晚在审讯室里撒了谎,这份报告就是她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陆景澄终于开口了:“小桃红。哈尔滨的红倌人,被胡三喜从楼子里赎出来,被金在根送到这里。你有真名吗?”

小桃红手指甲几乎要抠进肉里。她知道在这种地方越撒谎死得越快,索性豁出去了:“长官,我真名叫陶桃。我十一岁被赌鬼老爹卖进了楼子。”她讲得非常细致——第一次接客,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找上她,给她多少钱,让她把胡三喜手里的名额搞到手,她怎么收了定金又怎么反悔,怎么拿那笔钱赎了身,怎么跟胡三喜跑到了苏美洋。她什么都说了,生怕漏掉什么。

陆景澄一点都不着急,坐在桌后,饶有兴致地听着。屋里除了小桃红的声音,只有书记员笔尖沙沙的记录声。等她全部说完,陆景澄沉默了好一会儿,把汗青堂的报告轻轻放在桌上,忽然问了一句:“你从哈尔滨跑出来那天,日本人给你的定金,还剩多少?”

小桃红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答:“都给了三喜哥——赎身后,剩下的钱全给他,我们说好的。”

陆景澄没有再问。他低头又看了一眼报告,然后把那几张纸收进了抽屉里。他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一个撒谎的人,不会把细节记到这一步。一个真正的线人,不会蠢到把日本人的定金转手交给一个苏美洋的警卫。但让他最终确认的,不是这些——是那个暗桩在报告末尾标注的一段话:目标在工地期间,拒绝过三名工人的夜间探访,曾与其中两人发生争执,争执后独自哭泣。三人身份均已核实,确为工地工人。

陆景澄抬抬手,门口走过来一个人,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他,然后指了指身后的书记员的笔记道:“仔细查。”

那人拿起文件后,点点头道:“是,陆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