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涛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立刻发作。他看着曹东来，语气不急不缓：“你说的过渡期，具体指什么？”
曹东来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比如某些已经出现明显矛盾的地市，省里能不能暂时允许市一级在部分事务上保留协调职能，等县区完全对接上了再彻底移交。
或者在财政拨付方面，给地市一级保留一个临时的资金调节池，避免县区因为系统没跑通而断粮。这些措施从长远看可能不符合改革的最终目标，但从短期看能有效缓解目前的紧张局面。”
郑国涛没有接话。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曹东来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说：“方案你先拟，具体怎么把握等你写出来再说。”
曹东来应了一声，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郑国涛在身后补了一句，“东来，改革这种事，从来就不是一片坦途。有点波折、有点阵痛是正常的，不要被眼前的风浪吓住。”
曹东来点了点头，带上门出去了。
但他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心里很清楚，郑国涛说的“波折”和“阵痛”，放在具体的人头上就是实实在在的饭碗和生计。
有些人能扛过去，有些人扛不过去。
接下来的几天，曹东来带着办公厅的几个笔杆子没日没夜地赶方案，前前后后出了四版。
第一版偏保守，重点放在维稳上，对省管县改革的推进节奏做了较大幅度的放缓。
郑国涛看了之后眉头拧成了疙瘩，说方案太软了，给人感觉省里已经怕了，要重写。
第二版偏激进，几乎完全照搬了改革初期的那套思路，对地市一级的诉求基本没做回应。郑国涛看了之后更不满意，说这是闭门造车，根本没考虑基层的实际困难。
第三版在两者之间找了折中，但折中的结果是两头都不靠，既没有稳住地市的底气也没有推进改革的锐气。
郑国涛直接把方案退回来，没有批具体意见，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想问题出在哪里”。
曹东来拿着被退回来的方案坐在办公室里，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了七八个，桌上的茶早就凉透了他也没顾上喝。
他清楚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省管县改革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砍下去的同时必然要伤到握剑的手。
想在维稳和改革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就像想把水倒进一个漏底的碗里，你添多少它漏多少，永远填不满。
但这话不能对郑国涛说，说了就显得他在推脱责任，显得他立场不够坚定。
第四版方案他索性换了个思路，不试图在维稳和改革之间找平衡，而是把两者拆开来处理。
维稳是一套体系，改革是一套体系，两者同步运行互不干扰，各自有各自的节奏和边界，只在顶层通过一个协调机制连接。
这套思路倒是比前面几版清晰多了，但郑国涛看了之后还是不满意，说协调机制谁来负责、怎么运转、出了岔子谁来兜底，这些关键环节写得含糊其辞。
曹东来终于扛不住了。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他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掏出手机翻到胡步云的号码，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胡步云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点京腔，“东来？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事？”
曹东来靠着椅背，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胡部长，没别的事，就是想跟您倒倒苦水。”
胡步云哈哈一笑，“怎么，现在我成了你的倒苦水的对象了？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说来我听听。”
曹东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北川这边快把我逼疯了，省管县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各地轮着出事，永宁那边死了五个人，您应该听说了吧？现在郑书记让我牵头搞一个维稳和改革并行的方案，我写了四版了，每一版他都不满意，但他自己又不给具体指示，就让我自己琢磨。我感觉郑书记自己也没有好的办法。当然这话我只敢对您私底下说一下，在别的地方我是绝不敢说的。
胡步云，我跟您说实话，跟着您的时候，方向您来定，我们只管跟着您跑就行了，总不会跑错。但是现在，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个无头苍蝇。我真想辞职算了，这活没法干了。”